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相信不少吹笛子的人都曾被問過這樣的的問題---是笛還是簫？、吹的是長笛嗎？等等，本也沒什麼，但隨著情形增多，我逐漸對於第二個問題，也就是“是長笛與否”這類疑問產生了興趣和迷惑。
為何會有迷惑，這也須從“長笛”本身談起。長笛作為一樂器名詞，現專指西方管弦樂中的木管高音樂器。大多數的音樂人自早已習慣於“長笛”為西方樂器，因在自小成長的音樂環境中，毫無疑問的，長笛就是專指長笛。反觀不太熟悉音樂的民眾時常地會把“長笛”、“竹笛”攪和在一起。
為何會有此現象？很好理解的，因為他們沒有西方樂器的歷史包袱，從文字來看，“長”字於此可作為形容詞，形容距離之長；“笛”字於古至今多用在中國竹製吹管樂器，唐宋後，漸指為“橫式”吹奏樂器。而合在一起看，除去歷史包袱，“長笛”怎麼看都存有濃厚的“中”味，尤以“笛”字最濃，因其從“竹”，笛亦正由竹所製也。
因而，當我見到長笛演奏家在開音樂會時，若其取“笛”字來做音樂會標題的變化，例如“戰笛”、“笛韻飄揚”、“笛聲漫漫“…等等，我就會產生出一種錯置感，一來本身就是演奏竹笛的，容易產生聯想，二來“笛”字就直觀的意象上來看，也確實較具有中國的意涵。
所以，一般無接觸音樂的大眾若分不清楚“長笛”跟“竹笛”之差別，也實屬情理之中。那麼，長笛這麼具有中式概念的稱呼究竟是怎麼來的？既然這麼具有中國的文字意象，在中國古代會有此樂器的存在嗎？而當西樂東傳後，於中國的發展又是怎麼樣的？
這也就是接下來我所要來談的。
好，接著往下。在我產生出這些困惑後，我不科學的隨機問了幾位演奏長笛的朋友，他們說不清楚，我請他們問問他們的老師，問後，老師們似乎也不太清楚，因為一直以來，長笛之歷史介紹一直以西方脈絡為主，東傳之後的歷史脈絡資料甚少，它傳入的歷史不長，但傳入的關鍵點（何時、何人、何地、何人為此命名）是模糊的，導致感覺上像是突然出現一樣。當然，事實絕非如此，長笛不可能橫空出世，總有跡可循。於此，我想從第二個問題談起，也就是中國於古代有“長笛”這一樂器嗎？
中國早有長笛，談談中國長笛
對於這個問題我是比較有把握的，畢竟我是學笛子的，對於脈絡多少有所研究。答案是肯定的，
中國古時確實有長笛這一樂器的存在，最早濫觴於漢朝。
東漢大學者馬融在其重要著作（對於笛簫尺八之樂器）《長笛賦》裡即有云：“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复備數，作長笛賦。”由此見，起碼在東漢時期，即有“長笛”這一樂器的出現。
北宋的大學問家、科學家沈括於其《夢溪筆談》裡道：“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後代各方學者均引此為尺八之來由之明證。由於我此篇欲探究的是“長笛”名稱始末及西方傳入之問題，笛、簫、尺八之脈絡旁述雖難免提及，但於此文中只作為觀點、單一述之，不做全盤、蓋棺之論。
前文我說馬融的《長笛賦》為重要著作，因為它關係著中國諸多管樂器的重要淵源，而本文所談長笛之名稱也始於此。然作為最早出現之長笛名稱，是否只是他獨創之作，我們必須慎重以待，以確可信。源頭正了，往下雖然不一定正，但至少歪路會少走許多。畢竟中國歷史上有太多的史料是因其無知不懂或故意而導致不正確的，例子不勝枚舉。所以我姑且停下，且來詳加探究。
先下一結論：可信。原因有四：
其一，學養高深，一代通儒
馬融不是一般人，乃漢代大儒，是當時重量級的大學問家。注書甚多，尤通經學，對後代影響甚大。《後漢書》裡云：“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據此可知馬融不僅有“通儒”之評價，還桃李滿天下，其學生鄭玄、盧植等也均是後世學者極為推崇的學問大家。
其二，深黯音律，會吹笛
《後漢書》裡云：“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由此可見馬融不僅會音樂，還會吹笛，絕非一般不懂音樂、不懂笛之人。
其三，後世學者爭相引用
後代學者均引此文作為其相關論述，不曾見推翻或質疑之，故本文所探討長笛名稱之存在與起始，於此應具有相當大的說服力
其四，非一家之言
比馬融稍晚，也是漢代著名文人、學者、音樂家的蔡邕在其《瞽師賦》裡有云：“目冥冥而無睹兮,嗟求煩以愁悲。撫長笛以攄憤兮,氣轟鍠而橫飛。”
蔡邕受後世學者引用之論述那就更多了，況且據傳他還會製笛，既然會製，那多少也會吹奏了。其於此文也述及“長笛”，蔡邕出生時馬融53歲，馬融去世時蔡邕34歲，以時代來說，不至相差太遠。
兩人均為當時名噪四方之大儒，也均通音律、知曉笛器，並都寫及“長笛”一名，可見“長笛”一名在當時應是非常普遍。
而蔡邕之女、也是東漢著名文學家、音樂家蔡琰也在其《詩》中云：“長笛聲奏苦。”
如此，漢代長笛之名存在至此已結，綜上所述，其名為真幾已確立無誤。
那麼接下來，長笛的發展又為何？
“長笛”於漢代以後屢屢提及
魏晉南北朝：
一代梟雄、魏王曹操之《善哉行 其三》：“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弦激新聲，長笛吹清氣。“
魏文帝曹丕於其《善哉行》裡云：“長笛吐清氣，弦歌感人腸。”
《晋書·律歷志上》：“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
西晉大富豪石崇在其《思歸嘆》云：“吹長笛兮彈五弦，高歌凌云兮樂餘年。”
《北史·卷三十七·列傳第二十五》：“把中圍尺有二寸，箭粗殆如今之長笛，送與康生。”
南朝宋人謝莊作《長笛弄》，其中言道：“夜何長，君吹勿近傷。”
南朝梁元帝蕭繹《言志赋》：“聞鶯鳴而懷友，聽長笛其何言。”
梁人周弘讓作《賦得長笛吐清氣》一詩
曾在南朝為官的北朝西魏於庾信作有《楊柳歌》，其中有云：“欲與梅花留一曲，共將長笛管中吹。”
北朝民歌《折楊柳歌辭》：“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蹀座吹長笛，愁殺行客兒。”
南朝陳何胥《傷章將軍》:“百萬橫行罷,三千白日新。短簫應出塞,長笛反驚鄰。”
至此很明顯地，我們可以發現，魏晉南北朝時，無論北方或南方，上至皇帝下至民歌，均有“長笛”之稱呼。
但有一點頗有趣，北朝民歌《折楊柳歌辭》為《樂府詩集》所收之篇目。收入横吹曲辭梁鼓角横吹曲。但本文不加以詳談，我們往下看。
隋朝：
《隋書·音樂志下》：“西涼樂”，“其樂器有鐘、磬、彈箏、搊箏、臥箜篌、豎箜篌、琵琶、五弦、笙、簫、大篳篥、長笛、小篳篥、橫笛、腰鼓、齊鼓、擔鼓、銅鈸、
貝等十九種為一部。工二十七人。”
隋朝因只歷經三十八年，民間有關“長笛”稱謂史料不足，難以有再多的實例舉證，但我們仍然可以確信在此時期，“長笛”之名還是普遍存在於朝野的，原因有三：
其一，官史記載
如前之述，我引用了《隋書》裡關於“西涼樂”的記載。一般而論，正史之記載具有一定之可信度，因其多有憑據，不太會空穴來風；縱有偏頗之情形，也多存在於記事載人之上，單就紀錄音樂而言，並不會故意為之。
其二，修史之人皆為飽學名望之士，後世均有正面評價
參與過的人有魏徵、房玄齡、長孫無忌、顏師古、孔穎達、李淳風…等人，這批人皆為當時的大學者，許多人都是青史流芳的。而後世學者也對《隋書》給了較高的評價，如《史略》作者高似孫就曾評價：“紛然淆亂未易貫穿之事，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
其三，歷時短，上承南北朝、下啟唐朝
因時間短，史學家基本把隋朝和唐朝齊稱“隋唐”。歷史平價上，隋朝對於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文學…等亦有著承上啟下之關係和作用。這足代表了長笛應不會在這短時間內消失，應仍在活動。
其四，唐時“長笛”之名不斷出現
這也間接說明了隋代“長笛”之名不曾消失，仍是存在的，且有一定程度的流傳性。關於例證，我將於下一節談及。好，探究完畢，隋代結束，我們來看唐代。
唐代：
唐代是個對於音樂來說很重要的時期，它是一個開放性十足的國家，對於四周的國家交流頻繁且熱絡，在世俗音樂上來看，也有著較高的包容。這時期，許多樂器傳了進來，也有許多樂器傳了出去。那麼，“長笛”在此的出現頻率又是如何呢？
我們先來看正史《舊唐書·音樂志》，裡頭即有記載：
“……坐部伎有《讌樂》、《長壽樂》、《天授樂》、《鳥歌萬壽樂》、《龍池樂》、《破陣樂》，凡六部。 《讌樂》，張文收所造也。工人緋綾袍，絲布袴。舞二十人，分為四部：《景雲樂》，舞八人，花錦袍，五色綾袴，雲冠烏皮靴；《慶善樂》，舞四人，紫綾袍，大袖，絲布袴，假髻。 《破陣樂》，舞四人，緋綾袍，錦衿褾，緋綾褲。 《承天樂》，舞四人，紫袍，進德冠，並銅帶。樂用玉磬一架，大方響一架，搊箏一，臥箜篌一，小箜篌一，大琵琶一，大五弦琵琶一，小五弦琵琶一，大笙一，小笙一，大篳篥一，小篳篥一，大簫一，小律一，正銅拔一，和銅拔一，長笛一，短笛一，楷鼓一，連鼓一，鞉鼓一，桴鼓一，工歌二。”
可見非常清楚的，長笛是當時坐部伎裡《讌樂》裡所使用的樂器。
而在歐陽修參與編修的《新唐書》裡也可見到：
“高宗即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誼為景雲河清歌，亦名燕樂。有玉磬、方響、搊箏、筑、卧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絃、吹葉、大小笙、大小觱篥、簫、銅鈸、長笛、尺八、短笛，皆一；毛員鼓、連鞉鼓、桴鼓、貝，皆二。每器工一人，歌二人。工人絳袍，金帶，烏鞾。舞者二十人。”
這事說的基本一樣，古代讌樂等同燕樂等同宴樂。在這裡有一點也非常有趣，就是《新唐書》裡把長笛、尺八、短笛都放進《燕樂》裡，實想探討一番，但避免岔題，於此不談矣。
坐部伎是在堂上坐著演奏，立部伎是在堂下站著演奏。而在唐代，一流的音樂高手基本都在坐部伎，因為坐部伎的樂曲難度最高，所以程度稍差的就會被分到立部伎，再差的就去演雅樂。
白居易於其《立部伎》就曾言說：“立部賤，坐部貴，坐部退為立部伎，擊鼓吹笙和雜戲。”
從這裡我們可以觀察出一個現象，那就是長笛這一樂器不僅流傳了下來，還只存在“坐部伎《燕樂》”中，這代表了長笛於此時期是一個重要且獨特的樂器。
而我們從《舊唐書》裡關於西涼樂的記載，又可看出“長笛”此時已無配置在西涼樂中：
“西涼樂者，後魏平沮渠氏所得也。晉、宋末，中原喪亂，張軌據有河西，苻秦通涼州，旋復隔絕。其樂具有鐘磬，蓋涼人所傳中國舊樂，而雜以羌胡之聲也。魏世共隋咸重之。工人平巾幘，緋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闕。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口袴，五綵接袖，烏皮靴。樂用鐘一架，磬一架，彈箏一，搊箏一，卧箜篌一，豎箜篌一，琵琶一，五絃琵琶一，笙一，簫一，篳篥一，小篳篥一，笛一，橫笛一，腰鼓一，齊鼓一，檐鼓一，銅拔一，貝一。編鐘今亡。”
寫到這裡，不免產生疑慮，疑點有二：
其一，長笛為“笛”之異稱或專有之稱？
其二，長笛為“尺八”之祖先乎？
馬融《長笛賦》開篇即云：“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复備數，作長笛賦。”可是早在戰國時楚人宋玉即做了一首《笛賦》，宋
玉可是留芳後世的大文人，馬融此等大學者怎會視而不見乎？原因不外有二：
一為《笛賦》為後世偽作，假於宋玉之手
此說包括近世大學者郭沫若都表支持。但後來則多被學者否定，多傾向此作為真。
二為若為真，極為可能的是，馬融所賦之長笛與宋玉所賦之笛實屬不同之器也。馬融前，無人把笛稱作“長笛”，而馬融後“長笛”之名時有所見。我們知道古代樂器的命名，常常長、短不同；粗、細不同等這點細微變化就換一新名命之。長笛極有可能被認為是一新的樂器。可若為一新樂器，馬融何謂通篇以“笛”稱之？此為矛盾也。然雖矛盾，但若抽絲剝繭，仍有跡可循。以下我將逐一談及。
《風俗通》在馬融《長笛賦》注文時也引《樂記》之述：“丘仲造笛。武帝時人。笛，滌也。蕩滌邪志，納之雅正。長尺四寸，七孔。”但馬融在後文時云：“有庶士丘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其弘妙。”從這裡可以看出馬融說丘仲告訴大家這樣樂器的來源，但並沒有如同《風俗通》作者應劭所說是其製的。此又何解？
其實古人早也發現了這一問題，《宋書》裡就曾云：“笛，案馬融長笛賦，此器起近世，出於羌中，京房備其五音。又稱丘仲工其事，不言仲所造。風俗通則曰：「丘仲造笛。武帝時人。」其後更有羌笛爾。三說不同，未詳孰實。”
“笛”、“長笛”、“短笛”和“古笛”
應劭也是個博學多聞的學者，綜合現有論證，我較傾向於二人言均無錯，原因有四：
其一，若應劭無錯，以其引《樂記》之言推測之，指的極可能是從羌傳入之另一形制之“笛”，此“笛”最早是由丘仲於漢國內延續製造或改製的，由應劭所言“長尺四寸，七孔”來看，明顯和馬融所賦且丘仲言其所出之“長笛”孔數不同。又西漢末學者杜子春注《樂記》篴（笛）時言：“今時所吹五孔竹篴又漢丘仲作笛長二尺四寸六孔笛者”這時又產生了疑惑，到底丘仲做的是“一尺四，七孔”之笛，還是“二尺四，六孔”之笛？吾以為可能都有，即丘仲做了兩種形制之笛，當時僅以通稱“笛”為名之，且為時人所熟知。不管丘仲做了幾支笛，綜觀上述，皆可知其所製之笛不同於馬融所賦且其言所出之笛。
其二，丘仲造“笛”源於羌之根據，始“源於羌”一說， 《風俗通》言：“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於古笛，有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觀上述可解“笛”和“羌笛”都始於羌，但“羌笛”與“笛”兩者形制不同，長度長於“古笛”。
至此有了“笛”、“羌笛”（以下文論證之可得出為長、短二笛）、“古笛”（以下文論證之可得出為漢時以失傳之笛（篴），所以《風俗通》以“古笛”稱之）那麼，《風俗通》所謂的丘仲造“笛”之說，實可解矣。
其三，馬融通音律，尤會吹笛。其引丘仲之言指出“近世雙笛”從羌起，觀上證，羌笛包含了“長笛”，馬融此時所賦之笛是為“長笛”，並無錯。
其四，若丘仲是最早漢國製造由羌傳入之“笛“，而長笛、短笛也於“近世”流傳了好一陣子，則《周禮·春官》所述：“笙師掌敎龡竽、笙、塤、籥、簫、箎、篴、管”、宋玉《笛賦》可解矣。
因《周禮·春官》、《笛賦》均屬於已於漢代失傳之“古笛“，不屬於今“笛“或“長笛”。
（雖然周禮也被質疑是漢代所作，但王莽時代公開授業後，馬融和他的學生鄭玄都研讀過，鄭玄還為它作注，兩人對此均無疑議，尤其馬融熟知音樂又會吹笛，對於“篴”字想必更加敏感，由此可見此不失為一“古笛“之旁證也）
接著，我們往下深論之：
《風俗通》認為：“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於古笛，有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觀上述可解“笛”和“羌笛”都始於羌，但“笛”與“羌笛”兩者形制不同，長度長於“古笛”。
那麼，綜上所述，馬融引述丘仲之述來說明來由，代表了其所述之“近世雙笛從羌起”其中一支當為馬融所賦之“長笛”無誤。而從其觀《周禮》並無疑義和對先人宋玉《笛賦》不加引述來看，長笛極為可能是漢代新出現之樂器。但為何開篇要比簫琴笙賦，且通篇言“笛”又另於末節言“笛生乎於大漢？”而又可從哪論出雙笛（羌笛）為長、短二器？
吾認為原因有二
其一，笛為代稱
近代學者一致認為笛為古代“笛”類樂器之通稱。馬融賦首已言“長笛”，於內文以“笛”代“長笛”並無不妥。
其二，古笛失傳。雙笛乃“長笛”、“短笛“
關於笛“笛生乎於大漢”之說，我以為也沒有錯，畢竟就字面來說，上述曾提及之周禮就有言道“篴”字，“篴”字據後代學者考證通“笛”字。（實際面之論述，參考下面第三點。）
篴字除了出現在《周禮·春官》之外就無再出現，並被“笛”字取代，據清代學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言“知古篴漢初亡矣”，後代學者也多持“古篴漢亡論”。此推測實為有據，如無失傳，何謂馬融開篇時云“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傅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獨無，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既然追慕他們作簫、
琴、笙賦，覺得笛無賦，也要來做一篇的話，應取作《笛賦》才對，怎麼突然冒出了“長笛”？
《風俗通》認為：“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器不同，長於古笛，有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此言亦斷可論證古笛失傳且“雙笛”乃一長一短也。吾逐細推敲之，觀“長笛”其字面，合理推測應有“短笛”，況乎丘仲之述“近世雙笛”乃“雙笛”，均可對應其長、短也。再者，“長笛”、“短笛”於唐代均被編入“坐部伎”之中，足見長、短之笛不僅流傳且為確實存在之器。而除正史記載之外，也存於唐時詩文之中，如李賀《昌谷詩 五月二十七日作》“柳缀長縹帶，篁掉短笛吹”、劉禹錫之《同留守王僕射各赋春中一物，從一韵至七》“謍中緣螢催短笛，樓上来定哀筝”、崔道融《牧豎》“卧牛吹短笛，耕却傍溪田”等等均是。
接著，其文又明確點出了“古笛”而不言“今笛”，何謂？吾大可推為卻有一種“古代之笛”失傳之可能。另“大小異，謂之雙笛”也可推論為從羌傳入之“長笛”與“短笛”也。
故吾以為長笛實乃新器，並於近世由羌傳入，以“長笛”之名為時人所習稱。
其三，漢化導致
若照“長笛始於漢代”、而“丘仲言所出”來談，最起碼“長笛”在丘仲時代就已然現身了。況其言“近世”之說，“近世“乃代表之前經過了一陣子，換句話說，有可能此笛於漢初便廣為流傳。而丘仲時代與馬融時代，差了兩百餘年。這代表了什麼意義？代表了一切的文化、風俗就算是外傳而來，經過這兩百年，也早應產生化學效應，產生內化、漢化了。一個已存在這國家兩百年餘年之樂器，說生於本國也不應為過，況乎馬融基於大漢本位主義，古笛與今笛皆為竹製，實乃大同小異，說“生乎於大漢”實也沒錯矣。
再者，關於“長笛”從羌傳，或許還可以有這一個面向：
馬融於《長笛賦》裡開頭提道：“有雒客舍逆旅，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蹔聞，甚悲而樂之。”其在洛陽聽見有人吹笛，洛陽正是離羌地很近的地方，而馬融對羌人羌地均甚為了解，《後漢書·卷六十上·馬融列傳第五十上》所言：
“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骘聞融名，召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应命，客于凉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飆起，邊方擾亂……”。
“……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畴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
由此可證，馬融對羌人是了解的，所以他引用了丘仲“雙笛羌來”之言，相信心中確有所本。
而在前述曾提及的《隋書·音樂志下》裡，明確的把“長笛”列為演奏樂器之一。西涼實乃羌人的活動範圍也。
到此，似乎可暫作一小結：
一， 長笛為當時流傳之笛樂器之稱呼，與失傳之古笛（篴）不同。
二， 長笛為丘仲所言“雙笛”之其中一支，從羌傳入。
三， 古笛（篴）已亡，漢時由羌傳入了“笛”和“雙笛”（即長笛短笛），而“笛”最早由丘仲開始製造或改製。
那麼，第二個問題“長笛為“尺八”之祖先嗎？
我們來看尺八最初在新、舊唐書之記載，《舊唐書》：
“ 呂才，博州清平人也。少好學，善陰陽方伎之書。貞觀三年，太宗令祖孝孫增損樂章，孝孫乃與明音律人王長通、白明達遞相長短。太宗令侍臣更訪能者，中書令溫彥博奏才聦明多能，眼所未見，耳所未聞，一聞一見，皆達其妙，尤長於聲樂，請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徵又盛稱才學術之妙，徵曰：「才能為尺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韻。”
《新唐書》：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決。太宗詔侍臣舉善音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聞見一接，輒究其妙；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即召才直弘文館，參論樂事。”
上二史均言呂才製作了十二根長短不同之尺八，細觀魏徵之行文語句，尺八應為當世早有之器（起碼比呂才製尺八時早），呂才實為善製尺八且製出了十二支長短不一皆與律相合之尺八矣。若尺八明確為呂才所獨創，應會多所著墨且行文應不會用“製”、“為”二字才是。
那麼，尺八的出現會與“長笛”相關嗎？
時有學者把兩者作為一傳承之關係，這是有可能的；然本文也提供另一種可能，雖和主旨無關，但以交流之心，參與討論。
本文觀點偏向以為“互為相似但實為二器”、“雖有先後但仍各自獨立”，其原因有三：
其一，古代“笛類”樂器基本形制相近，但往往長、短、大、小、指孔、吹孔、裝飾…等不同而另起名字。若全都要朔源，均可朔自“古籥”、俗稱“骨笛”之樂器，那麼這樣就容易混亂了，因而我們須朔源，但也須注意樂器本身之時代性。而“長笛”、尺八於唐代本身就具有這時代性，包括了正史音樂記載、文人官吏傳誦、民間百姓流傳。兩者至宋時均還流傳一陣子，爾後才逐漸沒落。
因而兩器形體雖相似、互有先後，但各自獨立、併存於世是可能的。以當時人們對樂器的認知、觀念來看，形制上些微之更動但成立一新名命之實有其背景脈絡可成立。而確立與否則要看時代接不接受了，而觀察之標準即為上述三點。
其二，同被編入《新唐書》關於“坐部伎”之《燕樂》裡：
“高宗即位，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采古誼為景雲河清歌，亦名燕樂。有玉磬、方響、搊箏、筑、卧箜篌、大小箜篌、大小琵琶、大小五絃、吹葉、大小笙、大小觱篥、簫、銅鈸、長笛、尺八、短笛，皆一；毛員鼓、連鞉鼓、桴鼓、貝，皆二。每器工一人，歌二人。工人絳袍，金帶，烏鞾。舞者二十人。”
按史載呂才製尺八為貞觀三年（實際出現時間可能更早），到高宗即位“張文收采古誼為景雲河清歌”，已過了二十年，而這二十年間，尺八並沒有取代掉長笛，反而是一同被編入樂隊配置。由此見“長笛”確實有“尺八”之無可替代性，不然絕非如此。
其三，就算到了宋，長笛與尺八都仍然併存、被記載。
尺八可從《夢溪筆談》裡“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之述觀出尺八仍於宋時流傳之事實；而長笛也可從兩例證一窺究竟，一為北宋著名詞人歐陽炯之逸事。《宋史》言“迥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二為宋詞人沈注的《踏莎行·竹閣雲深》，其詞言：“竹閣雲深，巢虛人闃。幾年湖上音塵寂。風流今有使君家，月明夜夜聞雙笛”。“雙笛”據前文之述可知即包括了“長笛”也。
而“雙笛”於宋之出現還不只有他，從周文璞詩作《赠趙子野歌》裡：“書来不應寄他物，只要秋林一雙笛。”也可觀出些端倪。
宋時，“長笛”之名已不見於宮廷音樂中，只在宮外流傳。而“雙笛”之稱更為罕見。沈注約和蘇軾同為一時代人，而周文璞為南宋時人，可見“雙笛”之稱雖鮮見矣，但貌似仍是流傳於兩宋的。
但從這裡我們仍可觀察出一個重要意義，即為從前文推論可知，“雙笛”是包含了“長笛”的，既然是一個涵括之通稱，出現次數少實屬情理之中，但只要有出現即可代表了“長笛”之確為存在。尤其出現在宋時，這是“長笛“逐漸沒落的時代。此也為其意義之所在。
除此，“長笛”之名散見於宋時文人詩、詞之中，包括北宋與南宋，雖少於“橫笛“、”橫吹“之名，但也超過百餘首，並非處於絕對弱勢。
以上，足可證之。
然於同時期，橫吹之笛也開始始盛行，我們從沈括《夢溪筆談》裡引唐人李善之注言即可略虧一二：“…七孔，长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横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
橫吹笛出現稍晚於長笛，據傳為張騫通西域後逐漸流行，而確實漢以降“橫笛”之蹤跡多現於史、出於畫，除用於鼓吹軍樂，更流傳於民間各個階層。甚至至宋代，羌笛之名可能同時囊括了“長笛“與”橫笛“之概念。
所以，唐時，我認為是“橫吹之笛”與“豎吹長笛”間的一次黃金交叉。
橫為笛之說邁入唐代便逐漸增多，“長笛”之名逐漸下降。
但目前只是緩慢的下降，還未到消失之地。之後也將逐一談起。以下我將先回到本文主述，也就是“長笛”於歷代出現之頻率來做探討。
前文談及唐代關於“官史”之紀錄，現在來看於此時代，其他相關之文字記載：
上官婉兒《遊長寧公主流杯池二十五首》：“風篁類長笛，流水噹鳴琴。”
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词翰與招魂。”
岑參《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
孟郊《弦歌行》：“驅儺擊鼓長笛，瘦鬼染面惟齒白。”
杜牧《題元處士高亭》：“何人教我吹長笛，與倚春風弄月明”
莊南杰《相和歌辭·雁門太守行》“旌旗閃閃摇天末，長笛横吹虜塵闊。”
康駢《廣謫仙怨》：“長笛此時吹罷，何言獨為嬋娟。”
以上，從盛唐至晚唐，於宮廷皇妃至宮外文人詩賦之間，也均有長笛出沒之蹤跡。
接著，我們看宋代。
宋代：
宋代是“長笛“之名逐為模糊之時代， “橫吹”、“橫笛”、“洞簫”、“羌笛”等等之名紛亂併存。那麼長笛會代指為他器嗎？而宋代長笛之名存在之情況又為如何？
先作一結論：
一， 孔數或有沿革，然其器仍為延續歷史之存在
二， 時人或有混亂稱之，使後人無所適從之文，實為當時吹管樂器種類相似、繁多且定義不甚明確所導致，或為不善音律、不講究樂器之製者。然時人混亂之稱雖使長笛之名日益下降，但還未有足夠且確切之證據能推翻長笛於當時存在之事實。
原因有二：
其一，於史有據
如前文提起的，宋初歐陽炯因善吹長笛，而被太祖招於偏殿，令奏數曲。而其器出自太組之口，其事載錄《宋史》。再來，宋徽宗時，為給雅樂定律，《宋史》記載了以徽宗手指長度作“長笛”一事：“於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昺試之。時昺終匿漢津初說，但以其前議為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既長於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於是遂止。蓋京之子絛雲。 ”
又宋時急欲恢復雅樂，宮廷裡作了《大晟》樂，編了上古八音之器，於竹部時說：
“竹部有三：曰長笛，曰篪，曰簫。其說以謂：笛以一管而兼律呂，眾樂由焉。三竅成籥，三才之和寓焉。六竅為笛”
再者，宋陳暘《樂書》明確記載了“長笛六孔如尺八而長”之文。
其二，散見於文人詩詞之中，逾百篇。
粗估約有128篇。雖逐一細觀文章，有些難免從文中未能明確看清，其所言之實指何器，但吾以為是少數，且長笛於史班班有載，百來於篇確實也不容小覷也。
其三，歷代皆有傳承及定義
如前文所述，漢有，魏晉有，南北朝有，隋有，唐有。於宮廷於文人於民間均有，雖孔數不盡相同，但實為一脈傳承。宋時相似樂器混亂紛沓，然未到長笛覆滅之時。
那麼，我來列舉些宋時文人言及“長笛”之文：
范仲淹《和延安龐龍圖寄岳陽騰同年》：“疏鴻秋浦外，長笛晚樓前。”
黃庭堅《登快閣》：“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陳師道《智寶院後樓懷胡元茂》：“猶須一長笛，領覽自沾襟。”
晏幾道《南鄉子·新月又如眉》：“新月又如眉，長笛誰教月下吹。”
梅堯臣《張仲通追賦洛中雜題和嘗歷覽者六章其六蘄竹》：“顋肥節腦瘦，蘄水長笛材。”
蘇軾《菩薩蠻·娟娟缺月西南落》：“長笛吹新水。醉客各西東。”
蘇轍《效韋蘇州調嘯詞二首》：“莫歸莫歸歸莫，長笛一聲何處。”
米芾《阮郎歸·雙雙鴛鴦戲蘋洲》：“雙雙鴛鴦戲蘋洲。幾行煙柳柔。一聲長笛咽清秋。“
陸游《湖上》：“欲覓高人竟安在，又聞長笛起滄州。”
楊萬里《過磨盤得風挂帆》：“全番長笛橫腰鼓，一曲春風出塞聲。”
姜夔《鶯聲繞紅樓·十畝梅花作雪飛》：“兩年不到斷橋西。長笛為予吹。”
文天祥《病癒簡劉曉村》：“黃竹斷橋雨，白蘋長笛風。”
其中，必須要列出一位詩人出來談，吾認為其是中國古代最愛聽長笛且最喜歡長笛之人，那人就是陸游。
中國古代最愛聽長笛的人---陸游
為何如此說，原因有二：
其一，他自己說的
陸游《黃鶴樓》裡有這麼一句：“平生最喜聽長笛，裂石穿云何處吹？”
既然自己都這麼說了，為史上第一人（自己親口說），我們理當給他這個封號才是。
其二，其文關於“長笛”之作，高達15首
這是可以理解的，既云“平生最喜聽長笛”，那麼關於長笛出現在其文裡必定也不會少。這15首為宋代之最，也為歷代之最，我們更當給他這個稱號。
宋代至此，可以告一段落了，接著，我們來談元代。
元代：
元代因為戲曲盛行，“笛”之稱呼基本已指橫吹之笛。但仍有以“長笛”作為稱呼的，不外乎三種可能：
其一，言其舊稱，意為文中所言及的是古之長笛。
其二，橫豎不分，只觀其外觀，意思即為看到長長一根就言“長”。（我們反推之，此現象到了現代仍是有，只因其對此方面沒有接觸罷矣，所以無關乎學識、學位、地位等。元時未嘗沒有之）
其三，實有流傳（因各方證據顯示可能性不高，但未嘗不是稀有矣，雖此不做深究，但亦不做蓋棺之論）
其四，用於宮廷雅樂（於史記載，元代雅樂中仍有“長笛”一詞）
那麼，我們來看看史料方面有什麼記載：
《元史》裡關於“登歌樂”之樂器有過這樣的記載：
笛一，斷竹為之，長尺有四寸，七孔，亦號長笛。纏以朱絲，垂以紅絨絛結，韜以黃囊。
籥二,制如笛,三孔。纏以蛛絲,垂以紅絨絛結,韜以黃囊。
篪二,髹色如桐葉,七孔。纏以朱絲,垂以紅絨絛結,韜以黃囊。
《元史》關於大樂署之記載：
巢笙次之，簫次之，竽次之，籥次之，篪次之，塤次之，長笛又次之。
如此，我們來看“笛一，斷竹為之，長尺有四寸，七孔，亦號長笛。纏以朱絲，垂以紅絨絛結，韜以黃囊。”這句，從斷竹為之、長尺有四寸、七孔、纏以朱絲這些跡證似乎非常像現今之竹笛，尤其“纏以朱絲”就如同現今之纏線一樣。
但比對第二句“籥二,制如笛,三孔。纏以蛛絲,垂以紅絨絛結,韜以黃囊。”即發現了疑點，疑點有三：
其一，籥為豎吹、箎為橫吹歷來應該都無爭議，第二句言“籥”時，說其“制如笛”不說其制如“箎”當然有其歷史根據。鄭玄注《周禮》、《禮記》云：“籥，如篴，三孔。”而《說文解字》云：“笛，七孔龠也。” 《廣雅》亦云：“龠谓之笛。”
既然如此，籥如笛，笛如籥，籥又為豎吹，那不就可推為是此“笛”也為豎吹乎？
籥為豎吹歷來學者均持此論，就算大學者郭沫若、楊蔭瀏言籥為編管樂器，那編管樂器也是豎吹的。
其二，此為元代雅樂之樂器，而“長笛”出現於雅樂已有史可證，好比唐朝，就存於坐部伎的《燕樂》配置裡，加其述裡又言“亦號長笛”。
其三，於《元史》下一段關於大樂署之記載，其直言“長笛”而不言一般作為代稱之“笛”。仿古之跡明顯，亦代表了“長笛”名稱之專屬地位。
以上疑點，不免可推之處於元代宮廷雅樂配置裡的“長笛”仍為豎吹之樂器。因雅樂就是為了仿古，“長笛”既已出現在之前朝代之雅樂配置裡，元代就再出現也無不可。然就算“長笛”於元代失傳，也並非無重置之可能（歷代雅樂重置、創造了許多樂器，宋代就是一個例子）
那麼，於元代文人詩作中，有關“長笛之名”記載又是如何：
許有壬《水龍吟 壽靜公右平章》：“莫將長笛，等閒吹落。”
邵亨貞《暗香吳中顧氏舊時月色亭，陸壹天倡始用白》：“水邊寒色。又怎禁傍晚，一聲長笛。”
張之翰《酹江月》：“憑欄三歎，恨無長笛吹裂。”
王旭《大江東去 離豫章舟泊吳城山下作》：‘乾坤遺恨，月明吹入長笛。”
張養潔《黄州道中》：“落日斷鴻天外路，西風長笛水邊樓。”
王逢《故南台侍御史周公挽詞 諱伯琦 字伯溫 號 》：“有懷感長笛，無才傳耆舊。”
寫文至今不禁感嘆若不因為文需要，歷史上許多文人其實是未曾接觸的。就拿上述幾人來談，以一般人對歷朝文人的認知，名氣確實不大，甚或綜觀歷代文壇為當今世人所熟知或討論之程度，足可用默默無名來形容了，況乎其文也。而其中名氣竟還可分出高下，許有壬應為第一，王旭應為最末。
後人從文章裡提及他們的料想應也不多，我應“長笛”之論而與之結識，算也因緣際會，其些詩句，多有意味深藏且出人意表之意象矣。
此為題外話，再言便岔題了。總而言之，關於元代和長笛之關係，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
宮內或有長笛制，民間無制有其稱。
以上，為元代之結。
我們談明代。
明代：
戲曲更為盛行，大家熟知的崑曲也成形於此時代。而“笛”就是為崑曲伴奏的主要樂器，相較於北方的梆子腔系統，逐漸有了南曲笛、北梆笛之稱呼。
而至此時代，“笛”不管於宮廷宮外，照理均專指為“橫吹“之樂器，那麼“長笛”之名於此時代還存在嗎？
答案是存在的，原因有二：
其一，因文章需要，言其歷史舊稱
其二，單用於形容外觀之用
因正史上已無“長笛”名稱之記載，我們來看此時於文人詩詞間的紀錄：
高啟《青丘子歌》：“欲呼君山老父携诸仙所弄之长笛，和我此歌吹月明。”
朱有燉《元宮詞（一百三首）》：“官裡猶思舊風俗，鷓鴣長笛序梁州。”
朱瞻基《瀟湘八景畫·江天暮雪》：“有時倚棹弄長笛，洞庭景物清無敵。”
王陽明《因雨和杜韻（赴龍場作）》：“卻憶故園耕釣處，短蓑長笛下江村。”
桑悅《感懷詩（四十首。有序）》：“新裁作長笛,杳渺傳新聲。”
何景明《秋日雜興（四首）》：“最愛高樓好明月,莫教長笛椅欄杆。”
謝榛：“幾向離筵搖落日，莫教長笛動清秋。”
徐渭：“《宿長春祠夜半朱君扣榻呼起視月》：“似聞隔岫吹長笛，欲喚真官語大還。”
玉芝和尚《吳山秋望城張侍御》：“長笛關山張北固，清樽魚鳥傍西湖。“
唵囕香公《宿月窟》：“煙翠流長笛，空香墮小樓。”
徐良彥：“長笛吹月落，短笛吹月起。”
顧大典《梅下吹笛》：“忽見玉麟飛夜月，自吹長笛坐胡床。”
劉鳳《和夜上受降城聞笛》：“一聲長笛衝沙起，散作邊人萬里愁。”
從以上撿例可以看出，於明代，上至皇帝王公（明宣宗朱瞻基、周憲王朱有燉）、文人士子（明初十子、前七子、後七子），下至通判、訓導小官均有言及。
橫向面也可從從大思想家王陽明、文學書畫家徐渭、雜劇作家朱有燉、戲曲家顧大典、收藏家劉鳳、高僧玉芝和尚、名士唵囕香公看出“長笛”之稱於當時雖不特別代指為何器、或專指為何器，但已屬文人名士間深根之詞。
或許對於明代，我們可以給它這麼一個總結：
宮內已無器，宮外亦無型，然仍呼其稱，歷史留其名。
談談清代。
清代：
談了這麼多，似乎終於要進入了有關於開篇言及之另兩大問題的時代了，也就是所謂西洋“長笛“之名是怎麼來的、何時來的、發展之演變又是如何？
若從樂器上的角度，元代時已由“回回國“傳入了一種叫“興隆笙”的樂器，並曾用於宮廷音樂裡。據文字上的描述即後代考證，即為當時西方的管風琴。
那會不會那時代也有關於西方“長笛“傳入之記載呢？答案是沒有記載，也不可能記載。因為那個時代連西洋長笛之前身之“巴洛克長笛”都還未曾出現。所以本文直接跳過，但可以從此觀出，中國和歐洲音樂上的交流，已可濫觴於元朝了。
那麼，明朝時有鄭和下西洋，明末明末時有西方傳教士利瑪竇、湯若望等人，且“古長笛（巴洛克長笛）”也該出現了，那時會有記載嗎？
答案也是沒有記載。但於明末時已有有了關於小提琴和其他樂器的相關紀錄，但因與本文無關，所以仍是跳過不談。
而到了清代，時間又往前推進了，清初康雍乾三朝都有過關於中西交流間的精彩記載，“西洋長笛”會不會於此時出現？
似乎有了方向，但我還是先從“中國長笛”之記載來談。
到了清代，相關史籍關於宮廷方面如《清史稿》、《清稗類鈔》、《清實錄》等已沒有了“長笛”之名的記載。難道“長笛”之名到清為止乎？
非然，因我們於明代時已結論出“長笛”雖不指特定樂器，但乃為一般形容笛類之詞，宮內沒有不代表宮外就沒有，所以我們從宮外來看，發現也不少。如：
清初畫家龔賢《調笑令二首》：“清歌連白舫，長笛隔紅橋。最是歡娛地，年華覺易消。”
青詞三大家之一的朱彝尊，其作《飛雪滿群山·燕京歲暮作》：“竹林長笛，鴒原宿草，又誰勸酒壚前。”
康熙文人耿介《調笑令二首》其二：“長笛蕭蕭斷腸。腸斷，腸斷。萬里猶憐秋雁。”
袁枚《隨園詩話》裡亦講述了這麼一段：“《納涼聞笛》“碧空如水淨無雲，斗轉參橫夜欲分。長笛不知何處起，好風偏送此間聞。”
紀曉嵐《和蒙泉秋感》：“一灣銀浦淡雲流，長笛蕭條趙倚樓。”
晚清重臣曾國藩《題南京燕子磯觀音閣》：“長笛不吹山月落，高樓遙吸海雲來。”
另外，我們從清道光年間楊懋建著的《京塵雜錄》也發現了些端倪，此書詳細描寫了當時的梨園情景，其中記述了描寫伶人“韻香”的一段：“…僅以《賞荷》《偷詩》《吞丹》三出擅句。每當廣廈細旃，長笛一聲，四座寂然，無敢嘩者…。”
清代京劇盛行，伴奏之笛類樂器為“梆笛”。其稱時人早已習之，如《清朝文獻通考·樂八》即有記載：“梆笛，為短調樂器。”楊掌生既然為了解梨園戲曲之人，卻以“長笛”相稱，何謂？可見這乃習以為常之詞，不過用於形容、比喻器制或文字當下之氛圍用途矣。
那麼通過以上我們可以確知的是，清代對於“長笛”一詞之稱謂，於當時社會上不管是為了詞句氛圍需求也好、形容之用也罷，總之是一種習慣、通用、且流行的名稱。
既然如是，且做一結論：
於清代，“長笛”乃用於文章形容、言其舊稱、或借指笛類（無論梆笛、曲笛）之一慣稱。
接著，清代長笛之稱既已談完。該談談有關“西洋長笛”傳入之脈絡了。
西洋長笛（Flute）
何時傳入？既然中國直至清代都有“長笛”之稱，又為何翻譯做“長笛”？
“翻譯”問題雖沒人想過，但“傳入”的這個問題是有人想過的。而“翻譯”和“傳入”是相輔相成的。
西洋“長笛”之名如何產生？
由於我對於各類吹管樂器（尤以邊菱發聲樂器為最）皆有興趣，觀看各國傳統“笛類“樂器的翻譯，不外乎幾大類，我稱之為笛器翻譯五大類。
笛器翻譯五大類：
其一，因不明瞭背景所以簡稱其國家、族群＋笛
如日本笛、韓國笛、印度笛、印地安笛…等。
其二，專有名詞
如尺八、篠笛、大笒、小笒…等。
其三，直接翻譯
如班蘇里笛、奈伊笛。
其四，以制材、吹奏特色、方式稱之
如陶笛、風笛、橫笛、直笛。
其五，以國家、族群加其演奏方式稱之
如日本橫笛、南美直簫…等。
那麼西洋“長笛“又是屬於以上那一種脈絡呢？
康熙---長笛之器傳入
在“西樂東傳”的歷史文獻裡大多數人均引述這一段，那就是法國人弗羅格（Francois Froger）所著《法國人初次來華記》裡記載了康熙年間初聞西樂一事，我因此文關注於“長笛”面向，亦特別注意了有關“長笛”之記載。書裡提到康熙帝南巡时，曾召見九位西方传傳教士聆聽他們演奏西樂，並詢問各人所長，其中一位叫南光國的教士會拉提琴及吹笛。後來康熙甚至在宮中成立了一個小型室內樂團，由傳教士們教小太監們樂器。
這裡記載有“笛”之名的存在，很有可能南光國吹的是所謂的“古長笛”。
雖然如此，但“長笛”一名的出現必然是在康熙後的事，原因為：
此史料記載是出自近代著名學者方豪《中西交通史》引法國人弗羅格（Froger）所著《法國人初次來華記》，此書不管於當時或現代均不見有中譯本，所以並沒有康熙時關於“長笛”翻譯之中文記載。
但吾等可從方豪翻譯的文字稍作判斷。我們先來看方豪《中西交通史》翻譯的這一句：
“當時教士中有能吹笛flûte者”
flûte為法文，翻“笛”雖無錯，但現今都專指為長笛。《中西交通史》作於1953年，然據各方史料紀錄（爾後將談到），那時已有“長笛”之稱出現。但可由此見，五零年代時，長笛之名還未見社會普遍。
另據方豪《中西交通史》引一八五六年巴黎初版的《當代雜誌》節錄的《一七0一、一七0二年及一七0三年無名氏之中國遊記》記載，當時亦有另名傳教士巴多名本會吹笛flûte。
所以，關於西洋長笛名稱及傳入，我為康熙時代作結：
長笛之器始傳入，長笛之名尚且無，黃口太監興許會，惜囿宮中無立足。
雍正時無相關記載，跳過。
來談乾隆。
乾隆---長笛初名西洋簫？
據清宮造辦處之乾隆《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裡面記載了這樣一段：
“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年）
於本年七月十九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將西洋人魯仲賢認看得大拉琴一件、長拉琴一件持進，交太監高玉呈覽。奉旨：西洋人會彈即令伊等敎內廷小太監學習，如樂器上缺少之物，將名色開來，裡邊查給。欽此。“
“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年）
七月二十三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高玉等交琵琶一件、弦子六件、小拉琴十件、長拉琴一件、西洋簫大小八件、斑竹板三塊、笙一件。傳旨：着西洋人認看，收拾得時即在陸花樓敎小太監。欽此。“
“於乾隆八年七月十一日，司庫白世秀將做得像牙笛四件、鐵絲琴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我們比對當代學者楊乃濟於《紫禁城》1984年第4期刊載之文章《乾隆朝宮廷西洋樂隊》一文中之據史記載及樂器推測：
“又據清宮造辦處檔案，乾隆時宮中西洋樂隊配置的樂器即有大拉琴(大提琴)1把，中拉琴(中提琴)2把，小拉琴(小提琴)10把，西洋簫(木管樂器)8件，象牙笛(豎笛)4件，琵琶、弦子(吉他、曼陀林之類)7件，斑竹板(木琴)1件，笙(風笛)1件，鐵絲琴(古鋼琴)1件”
“從檔案中記載的樂器來看，凡“交西洋人認看”的，大都非中華所固有者，從而難辨名目。所謂“琵琶”，當屬吉他、曼陀林一類，“長拉琴”、“小拉琴”大概就是大提琴、小提琴，而“西洋簫”則不外單簧管、雙簧管之屬，鐵絲琴大約就是豎琴或鋼琴了。”
這裡我們可以發現，出現了西洋簫和象牙笛兩樣管樂器。楊乃濟認為西洋簫不外單簧管、雙簧管之屬；象牙笛為豎笛。然我以為西洋簫更可能為古長笛或木笛，原因有為：
其一，《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載“西洋簫大小八件”，既然有大、小之分，很可 能是長笛與短笛之分別。木笛亦有大小之分。
其二，曰“西洋簫”。若吹過長笛和簫的朋友可能會發現，長笛和簫某些音區的音色其實很像，刻意為之（音色）的話則更像。木笛的話則為豎吹，雖聲音不像，但就姿勢上來談，類簫。
象牙笛就材料製作工序來看，亦更可能為仿製的古長笛或木笛。
然有無可能為其他樂器，可能性仍是有的。
因無確切之史料認定，且與本文命題並無太多牽涉，故不深究，亦不做蓋棺之論。
縱上論，起碼可確認“長笛”一名於乾隆時尚未出現。
如此，我可為乾隆作結：
疑似西洋簫，疑似象牙笛，然無確切論，只知無定名。
往下談。
嘉慶時，因對外來事務採取排斥態度，無“長笛”相關史料，故跳過。
爾後，道光、咸豐年間，經歷了鴉片戰爭，與西方交流日益頻繁，有西方列強軍樂隊的出現。1860年代，上海更有了蘭廷玉神父建議在徐匯公學設立一西洋樂隊，並從法國購買銅鼓洋號，由蘭廷玉神父教導學生之記載。然惜無“長笛”名稱記載。故仍略過不論。
吾行文至此時，因故於杭州杜如松老師家中盤桓數日，習笛閒暇之餘，常散步於市井書店，無巧不巧發現了一則史料：
張德彞---長笛最初文字翻譯者
張德彞是清政府培養出來的第一批外交官，自1866年到1902年擔任駐英大使為止，曾八次初始英、美、德、法、俄等國。在其依同治至宣統年間出訪所見所聞之著《八述奇》日記裡，描寫了一句有關“洋笛（長笛）”之述：
“一身皆孔，孔邊有銅蓋的洋笛。”
前面提到，笛類樂器翻譯不外乎五大類，而張德彞所翻譯的“洋笛”無非就是第一大類。此稱呼其實仍延續至今，不管內行、外行否，我們都仍可聽見把“長笛”喚做“西洋笛”之稱呼者。雖較少稱為“洋笛”，然曰“洋笛”、“西洋笛”者，意思同。
“洋笛”之稱，在幾十年之後仍有民國音樂學者王光祈延續使用（後文將談及）。
張德彞於本文，無疑是重要的，因其文字確切地指認出了長笛，更為其做了翻譯。其重要性不同於乾隆時期之“疑似”巴洛克長笛，依據其年代及文字描繪，此笛應為當時流行於歐洲之貝姆式長笛。故吾稱其為“長笛最初文字翻譯者。”
至此，可以為嘉慶到同治年間作結：
鴉片戰爭際，已現軍樂器。德彞始記載，長笛為洋笛。
來看光緒至宣統年間：
劉錦藻---長笛最初音譯者
劉錦藻為晚清政治人物、銀行家。他參與了洋務運動並多次和外國人談判。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劉錦藻成立「浙江興業銀行」，集資一百萬股，為中國最早的商辦銀行之一。
其所撰《皇朝續文獻通考》（後名為清朝續文獻通考）一書為本文提供了有力的清末長笛史料。全書400卷，初稿原寫到光緒三十年，辛亥革命以後，續寫至宣統三年。內容多涉及清末近代洋務，歷代政書所僅見，宣統二年（1910年）二月進呈。
前文提及，吾把笛類翻譯分為五大類，其三為直接翻譯，而劉錦藻即屬於此項。
其實我早有此疑惑，長笛怎麼就沒翻譯成類似“弗嚕特”之直譯稱呼呢？後來查找史料，果然發現最初實有類似之稱呼；劉錦藻在其書樂考裡描述了有關長笛之記載:
“……管樂隊,用於軍中即行禮大會者。一名軍樂隊,一名喇叭隊。樂器有“披可洛、弗柳忒、屋薄、克拉里耐忒、罷誦”等21種。…… ”
於其後“樂九”章節另有ㄧ不同之圖文描述，吾摘錄其文如下：
“劈壳洛木質所製，如中樂器之小橫笛。發音極高，六孔。半音則加白銅鍵六個以司之。
薄姆劈壳洛加鍵較多，亦高音樂器。
以上二器皆橫笛中之最小者。
弗雷脫。薄姆弗雷脫。
弗雷脫木質橫笛，六孔，另加八鍵。高音部樂器。
薄姆弗雷脫二種，加鍵二種。
以上皆橫吹之笛主要樂器。惟取高音，不取平音。“
我們從其文便可判斷出不管“披可洛”或“劈壳洛”，應均為今所習稱之短笛，而言“弗柳忒”或“弗雷脫”者，應為今所習稱之長笛了。
然從結果論，“弗柳忒”、“弗雷脫”之名顯然沒有流傳下來，為日後之“長笛”名稱所取代。但其對於本文之命題探討來說，是有著關鍵且重要意義的。因其直譯了長笛，並留下了重要之文字記載（“清朝續文獻通考”被編入“十通”之一，是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故吾稱其為長笛最初音譯者。
其實光緒年間，任職於清廷的海關總務司羅伯特·赫德（Robert Hart）已成立了一支私人樂隊，另晚清重臣張之洞、袁世凱亦於稍晚分別成立了軍樂隊。在一些僅存之老照片中，也可發現“短笛（piccolo）”出現的蹤跡，但因仍無“長笛”名稱之中文文獻記載，故也不多論。
那麼，在此時間，還有什麼人對“長笛”做出翻譯的嗎？
寫到此時，我剛好行經上海，在一家音樂書店裡發現了珍貴史料，那人正是近代音樂教育之父---蕭友梅。
蕭友梅---長笛翻譯為大簫
蕭友梅於1907年2月至1908年4月在日本東京出版的中國留學生刊物 《學報》連載了《音樂概說》一文。其在“總論-樂器之種類”一段裡寫道：
“ （三）吹樂器（Wind Instrument）。又名管樂器，分簫笛喇叭兩種。簫笛之橫吹者，有小簫（Picolo）、大簫（Flute）；其直吹者如…“
這裡明確的把Flute翻譯為大簫、把Picolo翻譯為小簫。由此可見，此時長笛翻譯是混亂的；且把橫吹之長笛、短笛翻譯成豎吹之簫，可見其於當時也是簫笛不分的。
於此同時，胡懷琛的《上海學藝概要》也為本文提供了珍貴史料：
一九0七年上海夏季音樂講習會---長笛翻譯為橫笛
在胡懷琛三0年代於《上海通志》期刊上所發表的《上海學藝概要》紀錄了1907年上海夏季音樂講習會所傳授的西洋音樂科目，摘其文如下：
“光緒三十三年，一九0七有日本歸國的留學生曾志忞、高硯耘、馮亞雄等人，設立上海夏季音樂講習會，利用暑假時間，傳授西洋音樂。其科目有樂典、和聲學、風琴、洋琴、洋絃、喇叭、直笛、橫笛、大鼓、小鼓等。此種西洋音樂，完全是由日本間接輸入的。”
依文之敘述，“橫笛”指的應為“長笛”，雖不知是曾、高、馮哪一人或其他人翻譯（我個人認為曾志忞翻譯的可能性最高），但已為本文帶來了重要的參考價值。
前文提到的笛樂器翻譯五大類，“橫笛”及屬於第四類。“橫”與“長”皆為形容樂器之特色或方式，由“橫”轉“長”之流變，我們或許更有了點想像空間。
至此，可為光緒至宣統年間作結：
已有國家軍樂宴，已有短笛之照片，翻譯紛雜亂糟糟，“長笛”一名無文獻。錦藻翻譯弗柳忒，還有橫笛傳習課，友梅說它是大簫，究竟如何待揭曉。
那麼，處在這清末民初之際，當時的文人又如何看待“長笛”這樣的樂器呢？
我們可從魯迅1901年所作之《惜花四律》其中第二篇中看出端倪，詩云：
“劇憐常逐柳綿飄，金屋何時貯阿嬌。
微雨欲來勤插棘，熏風有意不鳴條。
莫教夕照催長笛，且踏春陽過板橋。
只恐新秋歸塞雁，蘭艭載酒漿輕搖。”
除此篇，另對台灣歷史有著重要牽連的晚清士人丘逢甲（時任廣東教育總會會長），其1908年所作《十二、十三、十四疊韻，感喟無端，聊復成此 其二》也可參照：
長笛聲中客倚樓，樓前江漲未全收。平生風義劉司戶，亂世人才祖豫州。
官職郎君行馬貴，功名廝養爛羊侯。琅玕錦段思酬贈，未擬張衡賦四愁。
依詩文意思來看，二詩指的均不可能是西方長笛，而是中國長笛。也顯見二十世紀初“長笛”一名尚無專指西方管樂（Flute）之說法。
如此，長笛之稱又是從什麼時候出現的呢？我們來談民國。
在我從上海偶然掏得的史料給了本文一個明確方向，居然又是蕭友梅。
蕭友梅---長笛名稱之催生者
上文所言，蕭友梅把長笛翻譯成大簫，怎麼突然又譯成長笛了？
原來來這中間相隔了12年（以其“音樂概說”連載至1908年算），這12年間，蕭友梅去了一趟德國回來，拿了一個博士學位。
正是其於1920至1923年間主持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音樂科時，為講授西洋音樂史所編寫的教材《近世西洋音樂史綱》，正式提及了“長笛”之名稱。
如在其文後編第六章“新時代的模範作曲家”介紹海頓的著作一節時談到：
“……4.弦樂四部曲（Quartette）---77部；5.鋼琴、大小提琴三部曲（Trio）35部；6.鋼琴、大提琴、長笛三部曲3部……“
“……12.其他各種樂器的音樂會曲（如低音提琴，Bariton六弦提琴，Lyra---18世紀時提琴的一種，長笛、角等）……”
此二處均為“長笛”名稱的最早出現（單就本文來說。因能力所及，不敢妄下定論蕭氏為最早提及“長笛”者，故只把其定位為“長笛名稱之催生者”）。
然吾以為，此時期蕭友梅雖言及了長笛，但其實仍尚無確立“長笛”名稱之專屬地位，因就在同一個文章、第一章在講韓德爾時，其以“笛”代替了“長笛”，這在今天已確認“長笛”之專屬名詞的時代來看，是不會發生的。
節錄如下：
“……13首Trio Sonaten(兩個小提琴，或兩笛、兩洋嗩吶同一個低音提琴用的)……”
那麼，要在什麼時後“長笛”才有了較明確的專屬位置？
我以為是到了1922年北大音樂傳習所的成立，才讓長笛較為正式地確認了專屬位置
北大音樂傳習所----初步確立長笛專屬之名
在台灣知名學者韓國鍠所作《北大音樂傳習所研究》一文中，載錄了取自1922年8月19日《北京大學日刊》上所刊登之“國立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招男女生廣告”，本文節錄如下：
“……二、選科科目 本年度擬設之選科如下
甲、1.理論 每週三次此項多在下午四時前授課。2.合唱 每週兩次至六次此項授課時間臨時規定
乙、1.鋼琴 2.風琴 3.小提琴Violin 4.中音提琴Viola 5.大提琴Cello 6.長笛Flute 7.篳篥Clarinet 8.洋管 9.小銅角 10.中音銅角 11.圓銅角 以上洋樂器……”
從這則招生廣告可以看出，Flute已明確地被譯為長笛。此後，在韓國鍠轉載自《北京大學日刊》1923年5月5日“本校附設音樂傳習所第八次音樂會秩序單”、1923年6月2日“北大附設音樂傳習所第十次音樂會”節目單、1926年6月8日“北大音樂會演奏單”均可看見“長笛”名稱之延續。
另蕭友梅於1928年5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為高級中學編寫的《普通樂學》教科書裡，亦通篇言長笛，吾例舉一二：
“……橫吹的孔在上方，有長笛、短笛兩種，中國的只有八孔，除掉吹孔和張膜孔，只有六孔。歐洲的長笛已經增加到二十幾個孔（有好幾個制法，所以孔數不一定），並且有十幾個蓋。就是短笛（Piccolo）也有十幾個孔。“
（這裡有趣的是似乎把中國笛也順勢歸類到“長笛“裡了。）
“第一百圖之說明 b1.短笛，b2.長笛……”
“第一百0一表 各種管樂器之組織 7.Flauto 長笛“
除此外，蕭友梅於1930年6月出版的國立音樂專科學校（上海音樂學院前身）校刊《音》第5期上刊載《本校第一屆學生音樂會》之附錄一“本校第一屆學生音樂會秩序單“，從上可看到下半場第6個節目即為：
“長笛獨奏
Flute Solo:
The Whepherd’s Idylle《牧歌》……Ernesto Kohler op.58
勞景賢君Mr.C.H.Lao ( Class Mr.Spiridonoff )”
由上例可知，自蕭友梅1920至1923年間主持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音樂科編寫之《近世西洋音樂史綱》到北大音樂傳習所、再到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期間還包含了為高級中學編寫的《普通樂學》教科書，這種完全是由學院式由上往下扎根的方式，不僅逐漸鞏固了長笛的名稱，也使得長笛的名稱藉由學子們的學習流傳下去。蕭氏先為催生、後為確立、再為鞏固，對於長笛名稱的發展，起到了於歷史洪流下之關鍵性作用。
然此時間，1920至三1930年代，卻還有著不同的聲音，那人便是音樂家王光祈。
要知道20至30年代，是“長笛”之名從催生、確立、鞏固的一個快速時期，催生可以很快，確立是因蕭氏處於一個有利位置（對於“長笛名稱”來說），那就是學院，學院具有權威效應，並可藉由一代又一代之畢業生來達到傳承鞏固之效果。而這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完全達成。在這幾乎看得出未來“長笛名稱”的流變之刻，王光祈仍保持著他對“長笛”翻譯之名的看法。
王光祈---民國洋笛稱呼者
洋笛之記載，前文曾述及，始於晚清張德彞之《八述奇》中。
王光祈於1928年由上海中華書局首次出版的《西洋樂器提要》一書裡，在提及有關Flute時，亦均以“洋笛”作為稱謂，吾列舉一二：
“洋笛。（附圖十五。） 德名 Flöte，意名Flauto，法名flûte ，英明Flute，為木質吹奏樂器中發音最高者。惟洋笛之中，又分兩種，一曰長笛grosse flöte，（本篇通稱為『洋笛』。）“
“1.洋笛 此種吹奏樂器在古代埃及之時，業已發明，有橫笛，直笛，雙笛，等等，（其後復由亞洲輸入橫笛一種，為德國首先採用，）現在歐洲所用者，則只有橫笛一種。”
由此見，這時代雖有“長笛”從學院定於一尊之趨勢，但也不乏如“洋笛”這般不同之聲出來競爭。王光祈也是在當時音樂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影響力不可謂小，然其未處在蕭友梅那樣有利的位置，加上以“洋”稱之於清末（如張德彞）不失為一權衡稱謂，但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和世界各國交往日漸繁多之際，就稍欠妥適了。故單就本文所關注之“名稱”來說，自然處於時代前進下之劣勢矣。
如此，蕭氏確立長笛名稱之發展應是沒問題了，但不禁有一疑問，即為蕭氏留德前把Flute譯為“大簫”，留德後卻譯為“長笛”，這是何故？這中間有著什麼樣之關聯和轉變？
蕭友梅長笛譯名之變化---德國
吾以為蕭氏對譯名之轉變就是出在這“留德”之事上。我們可從王光祈《西洋樂器提要》裡之一段話看出端倪：
“惟洋笛之中，又分兩種，一曰長笛grosse flöte”
這說明了什麼？
第一， 當時已有“長笛”之稱呼。王光祈《西洋樂器提要》出版於1928年，而蕭友梅自留德回來最早在1920年就使用了“長笛”的稱謂（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音樂科之教材“近世西洋音樂史綱”），可知王光祈指當時有曰長笛者必然包含了蕭友梅。
第二， 王光祈這一句“一曰長笛grosse flöte”， “grosse flöte”是德文，王氏把它跟“長笛”放在一起，可說明兩者必有關聯，“長笛”一稱是受德文“grosse flöte”所影響的；而當時的著名大音樂家、教育家蕭友梅就是留德回來且公開使用“長笛”一名之先驅者。可知“長笛”名稱和德文間必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
由於對德文不太熟悉，問了朋友也查了下資料，原來王光祈所寫之德文“grosse”也就是“große”，當字中“ß”不好打出時，有人會以兩個s作代替，也就是王氏所言之“grosse”了。
Große有形容大小、範圍、型號、尺碼、身長、寬、容量的意思。
很多翻譯也都跟大、長有關，如貝多芬的“Große Fuge”被翻作“大賦格”、政治的“große Koalition”翻作“執政大聯盟”、德國導演格羅寧（Philip Gröning）的電影“Die große Stille”翻作“大寧靜”、中國的“長城”被翻作“Große Mauer”……等等。
蕭友梅極可能因此翻譯為“長笛”。長笛德名 Flöte，意名Flauto，法名flûte ，唸起來都很像，日文翻作“フルート” , 韓文翻作“플루트”，也都是和Flute差不多的音，可見也是音譯的。中國最早音譯長笛的為劉錦藻（前文有詳述），蕭氏為何不採取音譯不得而知，但既為本文命題，仍依現有史料，姑且推之：
一， 受德文“große flöte”影響（吾認為占原因之中比例最高）。
二， 無論是劉錦藻之弗柳忒”或“弗雷脫，或另尋文字翻譯如“夫嚕特”、“俘虜特”、“福如特”……等等，就中文來說，實難以望文生義，更別論當時正處於烽火連天之中國，許多百姓讀書、識字、教育都是一個問題，為了方便普及，遂使用“長笛”一名。
三， 蕭友梅向德國萊比錫大學哲學系提出的博士論為《17世紀以前中國管弦樂隊的歷史的研究》，可知他對中國樂器是非常了解的，“長笛”一名雖仍存於文人詩賦間，但實器早已亡佚，民間大多不會以“長笛”來稱呼“中國笛”，多半以“笛子”相稱。再者20年代之中國笛子，北方梆笛多用G調、南方曲笛多用D調，長笛剛好比這兩調中國笛子長些。一來“亡佚“、二來“長些”，使用起來似乎也就名正言順了。
以上，為本文根據上述討論、史料所做出之推估之論，其真相究竟為何，還有待學者專家進一步之考證。
文章即將邁入尾聲，在寫結語之前，我想介紹一個人，此人雖然與本文無直接關係，但此人極為可能是中國第一個長笛演奏家。
李廷楨---中國第一位長笛演奏家
會下這麼肯定的標題是因為我找不出比他更早吹長笛且有文字記載的人，或許康熙、乾隆間的小太監比他更早接觸了長笛，但均未留名，另就技藝來看，應也遜於李廷楨。
中國長笛歷史幾乎少有人提起李廷楨，關於他的資料也是少得可憐。在談及中國第一代吹長笛的人，大多止於長笛家韓中杰，如同於台灣之長笛教母樊曼儂。
我們先簡單梳理一下歷史脈絡---
韓中杰1920年生，1942年畢業於上海音樂專科學校管弦樂系，師從俄國長笛演奏家佩切紐克（Pecheninuk,A.N）。
我們可從歷史資料發現，中國第一、二代學院派的長笛演奏家大多產於此，如韓中杰、林克銘、馬思聰的妹妹馬斯芸、李學全、譚蜜子…等。且都師從外籍音樂家。
但早在韓中杰出生之時代，早有人演奏長笛並加入樂團了，那人就是李廷楨。
李廷楨最早文字紀錄出現在蕭友梅成立的“音樂傳習所管弦樂隊”，在學者韓國鍠“北大音樂傳習所研究”一文中刊載了取自1923年5月5日“北京大學日刊”裡的北大音樂傳習所第八次音樂會節目單（原標為“本校附設音樂傳習所第八次音樂會秩序單”），在節目單後面的“本樂隊樂師姓名”裡，看見了“長笛 李廷楨”這樣的文字介紹。
於韓國鍠轉載取自《音樂與音響》94期之1923年之“北京大學管弦樂隊全體撮影“裡，可以發現李廷楨拿著長笛坐在前排左起第二個位置，《音樂與音響》也寫上了“李廷楨 （長笛）”的介紹。而其後的1923年之“第十次音樂會”、1926年之“畢業音樂會節目”裡，均有李廷楨的文字介紹。
據韓文裡引蕭友梅之話表示，北大音樂傳習所開的音樂會始於1922年12月，到1927年5月，一共舉行四十幾次的音樂會。在這些音樂會中挑大樑的正是蕭友梅一手組織、親自指揮的管弦樂隊。換句話說，也就是李廷楨所參與的“北京大學管弦樂隊”。
韓國鍠根據蕭友梅自己的說法，這個樂隊的成員來自前海關管弦樂隊。韓推測，有可能這些人為清末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所留下的那一批人。
“赫德在1889年9月1日的一封信說他的樂隊有十四人，是從十四到十九歲的北京種（謔語），當時皆為管樂……(中間省略)……從1890年代末期該團的一幀照片看，是二十四人的管樂隊，都是十幾到二十來歲。從那時到1922-1923年間，這些人應是四、五十歲。證諸於北大音樂傳習所管弦樂隊在1923年11月所攝的那幀照片，倒也相去不遠。“
簡單的說，除了蕭友梅自己說的話可以作為證明外，韓國鍠也認為從1980年末“赫德樂隊”之照片到1923“北京大學管弦樂隊”之照片，從年紀的變化來看，確如蕭所說。
如此，李廷楨幾乎確定來自於為清末海關總稅務司赫德於1880年間成立的樂隊成員之一，而在韓國鍠“赫德樂隊研究”文中提供之赫德樂隊初期之老照片裡，可以看到一少年（可能更小）側身而立，正吹著短笛（piccolo），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李廷楨？
另外，從1922年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之招生簡章來看，即有長笛的選項，依韓文所述，長笛課程即為李廷楨所授。
總而言之，李廷楨做為中國第一個文字記載吹長笛之人，早於長笛家韓中杰生前三十幾年就開始演奏長笛，歷經了“赫德樂隊”，後又參加了蕭友梅所組織的北京大學管弦樂隊，參與了四十幾場的演出，演奏了海頓、貝多芬、舒伯特等音樂家的作品，並於北大音樂傳習所裡擔任長笛教學；為中國長笛演奏家之濫觴應不為過，本文故此為其專述一節。
結語
長笛為中國自有之樂器，始於漢代，其器一直流傳至宋、元（元時可能為了雅樂而重制），其名則一直流傳至今，或為混稱，或為文人詩詞間（魯迅、丘逢甲之後，仍有作詩論文言及“中國長笛”者）。
西洋長笛傳入始於康熙、乾隆間，但止於皇宮內。其名至嘉慶、同治年間才由張德彞所初譯為洋笛。爾後歷經了劉錦藻、蕭友梅等人翻譯為弗柳忒、弗雷脫、大簫、橫笛。
蕭友梅留德回來後，於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音樂科編寫之《近世西洋音樂史綱》裡翻譯了“長笛”一名，但尚未專屬稱之。直至1922年北大音樂傳習所成立後，於招生簡章內明確記載了長笛開始，長笛專屬之名才算初立。之後從其文章內、為中學生出版教科書、或國立音樂專科學校音樂會之節目單上，均有長笛的出沒，此時以長笛做為專屬之名稱開始初步鞏固。
然同時期仍有音樂學者王光祈著書《西洋樂器提要》，通篇以洋笛稱之。
寫了很長，結語倒想寫得簡單，如有想深入探究之處，可參照前文之各段小結語、推測及旁枝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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