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藝評 Art Critic

      播放樓一安導演的短片《水岸麗景》的屏幕裡，一群面目不清、彷如秘教徒的人們從洞穴般的地底魚貫而出，沿著舊時北市的光復橋，成群朝畫面外參加「寶藏巖星空電影院」的觀眾迎面湧入，魔幻的時刻，令人想起1895年電影發明之初，世界第一部公開放映的電影《火車進站》是如何在觀眾的驚慌與讚嘆聲中，虛實難辨地成為電影造型性背後，人類深層的情感連結。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和國家電影中心聯合辦理的「海市蜃樓－城市與建築專題影展」，從電影影像和都市地景的觀照呼應寶藏巖的精神內裡與經濟結構，劃下今年寶藏巖星空電影院的完美句點。

      現今做為藝術展演場域與藝術生產機構的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原為清代至日治時期地區的信仰中心，及光復後國民政府發展國防的軍事用地，民國六十年後，城鄉移民的現象，與退休老榮民、北上求學者遷移到台北各大眷村、違建、都市邊緣聚落，位於水岸、都市邊緣的寶藏巖聚落也成為城市發展過程中，台北人聚居地裡一塊有機的記憶拼圖，節比鱗次的屋舍幾經翻修，因居民需要和過往的歷史脈絡而有各種地景上的生活面貌。

      2007年後，城市治理與閒置空間再利用的觀念主導了該地的發展，轉型為藝術村的寶藏巖經營者居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20幾戶居民與30幾位駐村藝術家、微型文創工作者間，保留部分原址場域的特殊氛圍，及歷經違建拆遷所喚起的邊陲異質性格，迄今靈活運用各種不同的藝術展演元素，組裝部署視覺性的影像生產，已是委外經營卻又力圖符合公共期待的藝術村，不得不面對的生存課題。

      有鑑於此，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的功能除本土藝術家駐村，和國際藝術家交換駐地等藝術交流對話窗口外，亦賦有教育推廣與展示景觀的功能，以此強化全球在地化的城市視野及生產區域內社群認同的地點感。連續舉辦兩年的星空電影院，與近年逐漸增多的夜間展演活動，如寶藏巖藝術村主打的「混種現場」、「寶藏巖燈節」，夜間搬演的台北藝穗節及各項獨立展演的申請等，即是這一系列融合地景、地方影像再現背後，藝術村場域作為知識形構的具體實踐，而猶如參加秘密集會的觀眾，亦穿梭在夜間的寶藏巖山城，與居民、藝術家的生活軌跡，共生為寶藏巖景觀的一部份。
 

      從現象學的角度觀之，在段義孚（Tuan, Yi-fu）、瑞夫（Relph）及相關學者的強調中，定義「地點（Place）」，不僅僅是作為客觀的空間形式，而是被視為一個意義、意向或感覺價值的中心，經由充滿意義的真實經驗或動人事件、個人或社區的認同感的關懷之建立，才能將空間及其實質特徵動員並轉形為「地點感」。在寶藏巖，圍繞著這塊地方進行現地製作的駐村藝術家影像作品並不少缺，如紀紐約的「運動三部曲－莫名綻放」、林書楷的「城市漂浮計畫」……，經由意象、觀念及符號種種意義的涉入，或以游移的視點創造差異、或以圖誌的再造正視城市的文化藝術場域，然反身式的藝術事件往往意味著藝術家對此地的認同，相較電影的放映型態，寶藏巖星空電影院計畫指出電影的放映更明確地需要觀眾，從居民、電影藝術社群，及號召志工的參與，進入藝術村體制的展演活動，需以行動構成事件，以事件構成認同，使影像招魂地對抗遺忘，實在地生產此地的地點感。

      星空電影院延續台北世紀末俗稱的「戶外電影院」、「蚊子電影院」形式，在戶外露天放映，具有親近自然，反都市工業發展的冰冷印象，寶藏巖在早期國軍駐防時期，每到假日，靠河沿岸的低窪區便有一處「家庭電影院」會放映電影，當時的居民還會自備板凳前往觀賞，從去年第一年舉辦的星空電影院，即選擇該地原址放映，在周圍藝聚共生的地景暗示下（當地社造的公共空間－寶窩、生態農園、藝聚共生的公共藝術作品……），乘著晚風閒話家常，放映活動獲得居民好評，亦增進在地鄰里與藝術經營單位、愛好者的關係，此外，不可否認地更具儀式性效果，而此儀式已非傳統電影院的黑盒子放映空間，那樣箝制觀眾的身體，在此觀眾化被動為主動，參與放映是一場向原址致敬，包容治理的行為饗宴。

（攝影／賴玫靜）   

      在電影空間的框化與去框化裡，融合地景，反易疊合出有趣的影像地誌，星空電影院第一年放映主要以曾經在寶藏巖取景的七部電影作為開端，長期自立營造的屋舍地景，造就錯綜複雜的巷弄、蜿蜒曲折的小徑，與綿延不斷的階梯，行走其中，可看到各式新舊交替的軌跡，直至今日，其獨特氛圍的地景，提供了豐富的電影場景，且持續吸引不少導演們前來取景。

      這些80末至2010年左右的場景雖僅為電影中的景片，卻也留下台北當時的時代氛圍與城市變遷過程中的地景變化，如《殺人計畫》裡寶藏巖違建拆遷前後的地景風貌；21世紀前，時代早些的《大頭仔》、《少年耶，安啦！》等，皆記錄下當時寶藏巖的錯落景觀與遠景中現代化所逐一興建的高架橋及城市開發天際線改變前的遼闊景象。透過隱身在繁華都市背後的破碎巷道、遺世獨立的城市邊緣景致，所創造出的景深效果，或多或少也暗示著人物心境的複雜與孤立，如《南國再見・南國》、《漂流天堂》等。甚者，標誌出現實生活中多元族群的異質性，如《小雨之歌》和《麵引子》中大陸籍的配偶與老榮民等，後者更留下電影場景，電影的與現實的，從寶藏巖外在樣貌到內在描述的實質生活軌跡，在螢幕內外交相映照下有了更豐富的影像地貌。

      從原址放映加強與地方意義重新生產的聯繫，不只在家庭電影院執行，十字廣場與心窩廣場的巡迴放映，促使觀眾轉身、移動，便到達影片拍攝景點與歷史現場，透過導覽和出版搭配，從中回顧寶藏巖的歷史脈絡，如十字廣場前的小閣樓就曾是《小雨之歌》和《汪洋中的一條船》劇中，男女主角與友人眺望遠山風景、台北城高架橋等處的觀景點；位居主要幹道上的心窩廣場，觀眾一路前行可見寶藏塔、《麵引子》老兵孫厚成的家、機槍堡、防空洞等歷史遺跡。而電影與藝術場域的跨界，正如研究蔡明亮跨界電影與美術館現象的學者孫松榮所述，面對影像的場景，是一種指涉觀看、觀察與沉思的場面，它能吸引目光與誘發情感的公開展示。是故，造型性與流動性被突顯了，影像的交疊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同樣地，更多有機開放的藝術網絡連結在此發生，從作品到主題影展的意義，牽涉到寶藏巖的經營者如何與不同的藝術影像社群創造出多元的合作，以延續地點感達到擴衍之意義。早在第一年星空電影院辦理前，寶藏巖即是獨立放映的熱門景點，以第二年星空電影院的放映場地山城廣場來談，這裡位居差事劇團的駐村地點，平日為該劇團發表演出與排練的舞台，擅長民眾劇場培力的差事，其創作理念期讓底層民眾透過舞蹈發聲、關懷弱勢，由臺大城鄉所舉辦的〈逐・不走〉影展，亦曾在此放映，相合其理念，關注土地正義與居住權等議題，將影像與表演的抵抗姿態搬上舞台，詮釋城市發展之惡，也抒寫底層人民的心聲，創造哲學家傅柯所說的差異地點，以理解替代仇恨，更進一步鋪陳今年星空電影院的「海市蜃樓－城市與建築」專題影展。

      這類異質的發聲藉由相似的場域氛圍打開論述的空間，近年各國國際藝術村逐漸重視藝術網絡的連結，及文化資源彈性的交換，今年的星空電影院有別去年僅針對電影美學，邀請導演和影評人，這次「海市蜃樓－城市與建築」專題影展和藝術展覽一樣引進策展人策展，不僅和國家電影中心合作，還橫跨藝術文化、電影美學和建築空間，邀請多達二十位的導演、影評人、藝評家、建築與電影學者，以及文化評論者等，深入帶領觀眾認識人所棲居與築就之境地。

      選片策劃方面，此次從寶藏巖地景脈絡出發擴衍到特選十部由台灣、香港與中國等國家出品具有東亞城市文化風貌的電影，如中國出品的《24城記》、《雙喜》，香港出品的《麥兜，菠蘿油王子》，皆延續如同寶藏巖曾遭逢資本主義所致的經濟浪潮衝擊，由此呈顯亞洲華人在兩岸三地的共通處境和內在矛盾。策展人曾描述：「寶藏巖是一個特殊的地方，過去到現在住了些底層、經濟上沒那麼優勢的人，而從城市發展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眷村、頂樓加蓋和寶藏巖這類租金低廉的違建，成了城市中三不管的地帶，這樣的生活景況與消失的地景在影片中被保留下來，也象徵人們來台北的心路歷程與歷史。」於是，我們在《超級市民》、《搭錯車》中可看到大安森林公園這塊地前身的眷村樣貌，底層經濟的人往北發展為了實踐人生理想，也看到了《愛情萬歲》中，地景消失後，徒留人性的失落與感傷，同時，還看到打造城市地景跟建築的幕後群體，一群搞房地產與建設公司的職員，如何在《魯賓遜漂流記》中辛苦地討生活，夢想著第二人生，甚至近期新片《愛琳娜》更以創意激進的姿態揭示當下社會因不合理的都更無時無刻面臨居住權的挑戰。

      在影像消費的年代，一部電影的生命週期並不長，然而創作者關心的核心命題卻有著細膩深刻的視野，藉由挖掘導演早年拍攝的影片，如《違章天堂》、《水岸麗景》等，能夠重啟視窗，帶人們照見個體自由的生命意涵，或者，再次回顧拍攝場景的相關影片，讓星空電影院的戶外電影計畫移地至相關場域放映，增添行動放映的獨立思維，發現藝術創作的核心關懷，以及對地景的歷史脈絡激發想像……，如果迷文化必須透過布爾迪厄論述的社會空間結構與場域來形成，從藝術村的地景生產到藝術社群的合作，可想而知音像產品輸出的背後，必定閃爍影像真實的星芒，等待星繁點點，照映自然。

（本文收錄自藝週刊207期，文中照片無標註者皆由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授權提供。）

參考資料：

《台北電影院：城市電影空間深度導遊》李清志主編，元尊文化出版，1998

《影像地誌學：邁向電影空間理論的建構》顏忠賢著，萬象圖書出版，1996

《寶村。電影小散步》藝術村營運部策劃，台北市文基會出版，2013

《入鏡・出境－蔡明亮的影像藝術與跨界實踐》孫松榮著，五南出版，2014

《Fa電影欣賞》（戶外電影院專號）國家電影中心出版，第三十三卷第二期，2015.4-6夏季號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網址：http://www.artistvillag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