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後現代語言觀與藝術治療
《莊子‧內篇‧大宗師》裡有言曰：「今之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乍看之下這段話似乎解消了人的主體性，但實則也是取消了主體性對於人的囿禁，將人從一種二元對立的結構裡解放出來。如果再更進一步地引申，莊子的古訓也可以看做是對現代社會過度強調人的能動性，將人的積極面無限上綱的一種警惕。
另一種解讀可以應用於寫作這件事上面。當人們以君臨文字的方式書寫自我時，寫作者會在字裡行間營造出種種造作的姿態，包括思想者、殉道者、失戀者、佈道者、卑慢者、訾罵者等等。但無論是表現出欲拒還迎或堅持己見，均是以一種錯誤的方式運用文字。
如果我們對文字追本溯源的話，會發現人與語言、人與文字之間的關係，首先是一種「侵入／接納」的關係。有限的、先在的語言降臨在人的感官知覺之上，一整套的溝通系統以歸納法對人的生命進行分化。因此，人容受著語言，承受語言對生命的風蝕作用。其次，才是人一步步掌握語言，在有限的選項裡遂行自我意志的抉擇，從語言那裏收復自己的存在。可以說，在人與語言的關係裡，起初，人先天地處於被動的陰性地位；到了自如運用語言的第二階段，人爭取到了一個相對主動的陽性地位，可是人一旦悟解語言只是一套人為的遊戲規則，使用語言的人只是被迫接受這樣一套荒謬的符號系統，人之於語言的陽性地位也會隨著這樣的認識而煙消雲散。
從這個角度檢視寫作，我們將會發現寫作是一項徹頭徹尾的陰性活動。寫作者傾聽的是語言內部邏輯的心臟不息地鼓動，當寫作者要講出屬於自己的話語時，他首先必須臣服於語言，謙卑地向語言商借一點「意義」。就像佛家認為修行者會陷入一種知見障，皈依語言之文化傳統的寫作者，到最後也會悲哀地發現自己的生命是由一堆關於存在意義的語言形構而成的，而自己從未穿過語言的迷霧毒瘴直抵生命的核心本身。
要免除語言的宰制，只能藉由寫作者認識寫作活動的陰性本質，不再高估自己能夠玩轉語言而不為語言所縛。當寫作者向語言示弱，彷彿用縮骨法讓自己的存在變小一圈，如此就能從語言的綁縛意義的枷鎖中輕輕掙脫出來。猶如偶然獲得人形的我們不再向天呼號：「人耳人耳！」寫作者不再向語言及讀者宣告自己至高無上的主體性，不再為書寫的快感所惑。
脫困的寫作者從自己不受束縛的角度觀看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會帶著一絲悲憫。他會看到許多以不自然的態度使用語言的人，會看到許多語言與生命並不相稱的人。從這個層面上出發，寫作者會發現自身的使命已經從神化自我轉變為重建自我，以便更好地傾聽自己，以及那些被語言斲傷的生命。因為脫困的寫作者本身也還帶著語言的捆痕。
如此，作品便成為負傷與療愈互相轉化的神聖空間。每一位兼具寫者與讀者身分的人，同時也兼具負傷者與療癒者的身分。誠如李佩怡於《榮格個體化思想：由負傷到療癒的整合之道》對榮格思想的闡明，沒有傷口，內在的療愈能力就不會被喚醒。同理可知，沒有語言對生命的分化撕裂，寫作者就不會為了完整地道出心中所想，而衍生出那些文本，那些多采多姿的因應之道。
這是一種後現代語言觀結合藝術治療的寫作觀。國內現行的藝術治療教本裡，強調精神官能症病患可以藉由從事藝術活動的創造力，誘發內在的自癒能力。但教材裡詳述了舞蹈、繪畫、音樂、沙遊等等藝術治療方式，對於寫作只有一筆帶過。與此相對的是，卻有數本關於療癒寫作的專書，然均缺乏可供檢證的學術性。據我推測，應是語言的符旨效用太過強烈，容易對自我意識較弱語言天賦較差的患者造成心理暗示，不利於患者舒展自身心靈。同時，寫作造成的療癒效果難以量化，也是沒有被學界廣泛接受的原因之一。相應的替代方案是心理治療師對夢與沙遊的解析，患者的夢境、沙盤可以説是吾人精神深處的深層文本，治療師對之加以闡釋。此舉亦可彌補患者語言能力的不足，也較一步步藉由書寫引出內心真實的想法來得直接。
這是一種後現代語言觀結合藝術治療的寫作觀。國內現行的藝術治療教本裡，強調精神官能症病患可以藉由從事藝術活動的創造力，誘發內在的自癒能力。但教材裡詳述了舞蹈、繪畫、音樂、沙遊等等藝術治療方式，對於寫作只有一筆帶過。與此相對的是，卻有數本關於療癒寫作的專書，然均缺乏可供檢證的學術性。據我推測，應是語言的符旨效用太過強烈，容易對自我意識較弱語言天賦較差的患者造成心理暗示，不利於患者舒展自身心靈。同時，寫作造成的療癒效果難以量化，也是沒有被學界廣泛接受的原因之一。相應的替代方案是心理治療師對夢與沙遊的解析，患者的夢境、沙盤可以説是吾人精神深處的深層文本，治療師對之加以闡釋。此舉亦可彌補患者語言能力的不足，也較一步步藉由書寫引出內心真實的想法來得直接。
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