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藝評 Art Critic

遊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家當」是什麼？展覽開宗明義地指出「棄物」，但話沒說完。親自從龍山寺週邊走一趟來到剝皮寮，或許才能再次換個角度提出這個問題，家當是什麼？或著，他們攜帶家當，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公共空間不友善 遊民生活遭壓縮

《棄物展》由台灣當代漂泊協會主辦，中華電信工會、左木工作室、漂泊工站、大俠攝影教室協辦，自今年十月十七日起於剝皮寮展出。展場從一樓至二樓，分為「棄物危機」與「棄物重生」兩大主軸。

策展人鄭怡雯指出，「噴水」、「夜間強光照射」、「送到陽明山」，當市議員們接二連三地，提出各種將遊民從艋舺公園驅離的方法時，在另一頭的台北車站，今年以來悄悄上演另類驅離戲碼。

這也是《棄物展》的策展背景。鄭怡雯表示，去年在台北車站，若東西有人看顧，遊民還可以在四週暫時放置行李，然而到了今年，要求人與物都必須離開北車的範圍內，包括拆除大廳的椅子，作為一種驅離方式，不讓遊民在此逗留。

當代漂泊協會自2008年起持續舉辦遊民攝影班，從去年的照片紀錄中發現，當時遊民可以在北車周圍看顧、擺放家當，但到了今年，景象不再，取而代之的貼上「禁止擺放東西」標語。

台北車站今年起禁止物品放置車站四周

《棄物展》策展人鄭怡雯

8成遊民憂家當遭棄  展覽揭示各類家當心情

台北車站的情形只是冰山一角，直到今天，全台許多遊民都面臨著家當若無人看顧，恐將遭受丟棄的威脅。當代漂泊協會在2010年禁行調查訪問，有八成的遊民表示煩惱家當會被丟棄。鄭怡雯指出，長年生活在外，遊民每天睜開眼睛，就得問自己：「我要怎麼安排我的家當？」

需要工作才有收入來源，遊民也是，但多了一般人看不到的煩惱，工作之餘若帶著日用品，不但不方便，還可能弄丟，甚至「被丟棄」，於是，彼此的戶助成為一種解決方式。

展覽展示一張遊民阿平以紅色塑膠繩綁麵的照片，阿平需要24小時看顧自己的行李，白天時其他人去上班，他便幫忙看顧行李，然而一旦去上個廁所或離開太久，難保回來時行李還在原地。

也有遊民認為，家當在哪，哪裡就是家，「希望過個好年！」遊民天星的心境，透過春聯貼在家當上，保佑家當平安，以免遭到扔除，而這項比喻也成為展場許多家當裝置的表現方式。

另外一張照片，訴說著另一種家當心情──遊民阿成視家當為平安符，拖鞋、衣服、圍巾、帽子、碗盆、毯子、睡袋每天帶著，時刻不離身，家當在身，人才安心，像是身體延伸的一部分，或著更恰當地說，家當已經成為身體的一部分。

以紅色塑膠繩繫行李，避免家當「被丟棄」

春聯貼在家當上，保佑東西不要被扔棄

家當是平安符，也是身體的一部分

一只面具 埋藏現身恐懼

如果說家當的展示是種訴說，那麼《棄物展》的海報，則顯示一種不願為人知的恐懼。展場中，前面的看板與後方的海報都是同一張照片，一位遊民，抱著滿身家當，然而看板的臉孔簍空，海報則戴上面具，遮擋其面容，無論千言萬語，其表情只能任憑觀者自行猜測，卻似開啟了另一層想像。

針對這種「刻意」埋藏的方式，鄭怡雯表示，這是一位一度鼓起勇氣面對鏡頭的遊民朋友，隨著展覽的時間迫近，公開「被看見」的壓力和恐懼與日俱增，因此展方最後決定，以簍空、面具的方式展出這張海報。

面具的使用，有意無意創造了一連串的二元對立：「臉／面具」、「我／非我」、「真實／虛假」、「危險／安全」，透過這樣兩者間的反覆辯證，擴大其象徵意涵，除了延伸至底層人民對於這個社會難以表明的自我認同，甚至讓我們再度想起那句改述自印度聖雄甘地的話：「一個國家的強盛和道德程度，端看他如何對待貧窮的人。」

遊民長期遭汙名，公開身分威脅個人處境，展方最後決定不公開這位遊民的臉孔

面具的使用有意無意創造了一連串的二元對立

什麼才是一個友善空間？

當代藝術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它能夠直接地表現、描述或再現一個事件，可以切入當代社會的一些重要問題，比如性別問題、種族問題、身份問題以及個人生存狀態問題等。

藝術史家Arnold Hauser認為，生活與藝術彼此聯繫、互相依存，我們必須正視社會這個整體對生活與藝術的影響，否則兩者都無意義。

正如《棄物展》透過家當裝置的展示，以及遊民工作的成果，呈現出遊民生活的切片，其展的問題意識「為什麼家當容易被一般民眾或單位視為棄物？」也再度叩問著這個社會：什麼才是一個友善空間，得以安置、保障每一個人的基本生存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