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在多元文化—《南洋味・家鄉味》特展

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食在多元文化—《南洋味・家鄉味》特展

食在多元文化—《南洋味・家鄉味》特展

「新移民的融入，其實已經開始重新定義臺灣『本土』的意義，因為他們就要變成我們社會的組成份子。」

此語為陳芳明教授於南洋臺灣姊妹會[1]所著《餐桌上的家鄉》（2017）一書推薦序中所述，道出了臺灣歷史發展上早已是多元族群共存，而如今在政經發展、社會變遷下有著更為複雜的族群組成，也更需要社會積極迎向文化多樣性的理解以及文化認同的不同想像。

南洋味・家鄉味

近年來越南、泰式、印尼小吃於街坊漸形普遍，無非和臺灣與東南亞各國家人口、貿易流通的緊密有關，有些東南亞國家料理早先便與移民當地的華僑飲食融合，有些則依據臺灣大眾較能接受的口味而有變化。然而，在這些飲食逐漸為你我熟悉、喜愛的同時，相較之下，我們對這些食物背後隱含的社會文化脈絡，恐怕還過於缺乏認知與探索。

今年7月至10月，國立臺灣博物館（臺博館）舉辦《南洋味・家鄉味》特展，以「食」的文化出發，用深具日常感官經驗及其對於東南亞新住民、移民而言富有濃濃「家鄉」象徵的情感連帶，串起展覽叙事的基礎。展覽首先透過東南亞新住民在臺人口的統計數據，指出新住民當前以越南為大宗，還有來自印尼、菲律賓、泰國與柬埔寨等共計14.4萬人，多經由婚姻來臺，也孕育了計36萬的新二代。在臺移工數量則以印尼居首，包括越南、菲律賓及泰國，計64.8萬人。

圖片來源：筆者攝於展板

在這些國家、人口數字背後，所謂的「東南亞」這總體性的稱呼，又能以「島嶼東南亞」及「半島東南亞」作地理與風土差異的簡化區分：以島嶼為主的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島國因耕種條件較差，傳統以雨林採集及殖民香料栽種為主；半島中南部的柬埔寨、泰國等地則有著廣大沖積平原，乃是魚米之鄉；半島北部的緬甸、寮國、越南中北端，則以丘陵、高地居多，它們和菲律賓群島北部的呂宋島，皆常見梯田灌溉的翠綠風景。

展覽東南亞各國地理位置與作物生產關係簡明清晰的整理，告訴觀眾東南亞各地的飲食差異，反映出生態、文化的多元。東南亞料理給人的印象是使用許多香料、香草植物，特別在島嶼東南亞，這些香料最初的用途其實在於醃製、保存食物，逐漸形成了酸、辣、香的飲食特色。透過臺博館研究領域擅長的人類學、植物學，展覽詳細整理了各種香辛料的學名、系譜，更在展館南門園區小白宮後方園圃直接種植，讓觀眾一窺香草植物的原有面貌。

圖片來源：筆者攝

展覽的後段，則由密集參與展覽協力的南洋臺灣姊妹會，當中來自各國的東南亞姊妹們，分享家鄉飲食與她們遠渡重洋、異地生根的生命故事。

「想念家鄉的時候，就進廚房去做家鄉菜。十多年前臺灣很少有家鄉小吃，想念家鄉味道，只能自己動手做，剛開始想不起來怎麼煮，只好打電話回家裡跟媽媽求救。」

家鄉料理成為新住民們得以一解鄉愁的慰藉，然過去在臺灣許多原有材料不易取得，也因此發展出一套臺灣在地可用香料食材的替代方法；甚至自行從家鄉帶來種子，就近住家開闢陽臺、社區菜圃種植，對新住民而言，味蕾的記憶與故鄉的風土、人情記憶緊緊牽繫。展覽也提到了東南亞國家因著不同的文化習俗，如重大節慶才會由家人團聚、製作的特殊美食，每到該時節也格外令人想念。然而隨著新住民融入臺灣的生活、文化，也逐漸將節慶、料理分享給臺灣親友，使得今日臺灣的美食、禮俗文化也越加多樣而富有色彩。

圖片來源：筆者攝

新住民的多元文化是展示的主體

臺博館策展人袁緒文表示，展覽的主題很明確地是以東南亞、新住民為主，但仍有觀眾反應在展示中看不見臺灣、看不見華人的飲食，這某方面反映了我們對東南亞文化想像的狹隘，時常仍停留在眾多華僑移居地的刻板印象，未能從更廣闊的視角發掘不熟悉但卻無比精彩的異國文化。

事實上，臺博館自2014年展出《伊斯蘭：文化與生活特展》開始，便透過招募「新住民服務大使」開啟了臺博館與新住民互動的大門[2]，光從此次展覽參與協辦的眾多新住民有關NGO單位，便可看出館方長期經營新住民文化網絡的成果。策展人袁緒文本身也是「新住民服務大使」計畫的負責人，初期透過各個單位的協助宣傳，招募到12位來自印尼、越南、緬甸、馬來西亞及菲律賓的新住民姊妹。從培訓她們擔任導覽通譯的角色，將展覽內容介紹給更多自己家鄉的同胞們；進一步，她們漸漸有能力直接站在導覽員的位置，以自己的理解、詮釋方式加以呈現。

博物館學長期以來對機構「公共性」已形成基礎的兩個觀點，其一為博物館應平等地對所有人開放，提供易於進用的管道；其二博物館應當呈現不同面向的公眾與他們的文化價值。從「新住民服務大使」經營的現有成果，已可以看出它同時推進了兩種博物館公共性原則。這次《南洋味・家鄉味》展提供了多達六種東南亞國家語言的導覽摺頁，充分表徵友善並提升新住民進用管道，這無疑是個嘗試讓他/她們看見自身，也能讓自身文化被看見的展覽。

圖片來源：策展人袁緒文提供

關於「新住民服務大使」計畫發展的過程，袁緒文提到，剛開始要讓不完全熟悉台灣文化的她們走進博物館確實是個挑戰。「邀請新住民姊妹參與活動，必要的措施是提供『托嬰、托幼』」的服務！」因為她們多數身兼母親的身份，如此才能協助她們在安心、舒適的氛圍下自在地表達。

策展人袁緒文自身有語言學的背景，她也提到遇到過各種有趣的新住民故事，例如有經異國婚姻嫁至屏東的印尼加里曼丹（婆羅洲島）姊妹，雖然文化認同上已徹底自視為印尼人，但其祖先有著客家華僑血統，諳客語，在新故鄉屏東客庄意外地語言相通，免除了溝通困難的焦慮。袁緒文指出語言有其「任意性」，意指一種語言並沒有固定的疆界，每一種語言的發展都是經由不斷相互聯繫、影響而交互流動。由此也可以看出，文化多樣性總是遠比我們想像的來得更複雜而迷人。

小結—博物館與文化平權

臺博館《南洋味・家鄉味》展覽內容與策展人「新住民服務大使」計劃的分享，體現了當代博物館不再能自視為絕對的教育者，而是供不同身份的大眾使用、相互學習的平台，而文化、語言從無雅俗之分，對外來文化的認知，實際上更考驗我們文化視野的狹隘或廣闊。

自蔡英文政府上台後，「新南向政策」成為外交與教育文化的其一重點方向，許多學者亦提醒，提升經濟、人才交流的同時必要更加關注雙方文化面的包容與理解。在此政策之下，跨國文化機構之間也獲得更多交流的資源，但臺灣實際上在國際關係上因著政治問題（不受正式承認以及中國壓力），處處皆須謹慎而為，更需要不同政府機關與民間NGO的通力合作。政府及社會也應更意識到對在臺新移民人口權利與資源的重視，努力消除大眾對新移民的刻板印象與歧視。

撰文至此也不禁憶起近期（8月）文化部金鼎獎主持人郝廣才對「台北車站廣場空間」、「席地而坐像外勞」[3]等言論，且不論其出發點的爭論，在公共場合如此發言實屬不當，也容易成為歧視眼光的幫兇。文化差異不需要接受上位觀點的教養，需要的是更多對話、傾聽與接納。

如同《南洋味・家鄉味》特展，單單從日常生活的其一面向—飲食，便讓我們看見了所謂「文化多樣性」是超乎想像地複雜、深奧，且其意義不斷地流動；另一方面，對待多元族群的「友善」行動，永遠值得我們考慮地更為周到，試著從他者的觀點出發，靠近一種互為主體的文化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