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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博物學」的緬懷與重探—臺博館新世紀常設展首部曲

2017年11月20日，國立臺灣博物館在歷經一年兩個月的閉館整修後，重新對外開放。自日治時期1908年成立、1915年移入新建館舍，至今已有近一百一十年歷史的臺博館，總共經歷過四次閉館整修。一如開館當天文化部鄭部長所提及的，每一次的閉館整修皆能反映時代背景下的社會與文化變遷：1960年代，因著戒嚴時的維安需要，將原南向陽台裝修為室內空間；1994年文建會首成立，為推動文化參與風氣，擴增三樓為展場；2001年則因311大地震受損而進行修復。本次整修則因本館1998年被指定為國定古蹟，為追求更嚴謹的修復手法與材料，修復團隊耗時研究及試驗，修復成果也巧妙利用展示設計，讓觀眾一窺建物結構的精緻工藝。

在古蹟修復之外，此次重新開館的另一大事，為臺博館新世紀常設展首部曲《發現臺灣—重訪臺灣博物學與博物學家的年代》之開幕。此前的上一檔常設展（部份迄今仍在展出）規劃於1990年代，在這20多年間， 無論國際或是臺灣的博物館學皆有著急速的發展，從前的展示早已跟不上時代的腳步。此次展示更新，也可以看見館方、策展人企圖在當中省思臺博館本身的歷史、定位與社會角色等議題，並回應新時代的需要，融入新型態的展示觀點 。

談一部「發現臺灣」的歷史

如同前述博物館建築整修所映現的時代意義，博物館的展示也是各時代「文化治理」的切面，《發現臺灣》常設展自十九世紀世界性的博物館學擴張下，臺灣被西方現代性納入博物館機制談起。整體分為三個單元—「發現之道」、「臺灣新象」與「過去的未來」—從二十世紀初臺灣博物館標本的採集者、依循田野調查方法的重要博物學家，談到各時期轟動一時且有標誌性意義的博物學發現，最後反思這些博物館典藏的當代意義。

策展人李子寧指出，從前臺博館的展示，多透過標本來講述物件自身的意義與環境脈絡，這次則嘗試翻轉原有敘事方式，選擇談論博物學家如何建構這些標本收藏的過程，也就是將標本視為歷史證據—前輩博物學家們發現、建構臺灣自然史的歷史。

臺博館的前身—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是臺灣第一座博物館，是展現統治權力、掌握知識詮釋權的重要文化技術。我們現在一般視臺博館為典型的自然史博物館，事實上臺博館過去也經歷許多收藏與展示方向的更迭，充分表徵著博物館文化治理的細緻紋理。臺博館成立初期的收藏強調臺灣自然資源的馴化，在植物學家館長川上瀧彌以及臺灣原住民族調查先驅森丑之助的努力下，致力自然及產業累標本的蒐集與調查；1915-1920年間則有著博物館應著重「科學調查研究」或「技藝與產業」、採行科學博物館或商品陳列模式之間擺盪；1920年前後，面對臺灣島內武裝反抗，加以「南進政策」的確立，日本當局改採以教化、文化同化來鞏固政權，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的教育角色也因此被凸顯了，館內歷史與人類項收藏也逐漸增長[1]。戰後1947年改制為臺灣省立博物館後，直到1960年代，當局則透過歷史敘事改造、收藏分類的異動，重新建構中國歷史、中華民族的認同想像。

此展透過描述多位博物學家之專長、貢獻，使這些臺灣重要博物館調查、研究先驅的生平與作為躍然紙上。例如足跡遍佈全台、發掘臺灣特有種動物的菊池米太郎；以實地調查受譽為臺灣原住民研究典範的森丑之助；戰後任首位館長的魚類學家陳兼善，開創了館內的魚類典藏等等。除此之外也提及了包括1969年「龍宮翁戎螺」活體展示所引起全臺轟動的參觀熱潮，創下單日超過萬人的參觀紀錄，以及1970年代發現「早坂犀牛化石」而引起化石熱風氣等事件，展現了博物館與大眾互動的特殊時代氛圍。

「博物學」與博物館

李子寧表示，本展希望呈現此這群博物學家所代表的獨特知識傳統，其傳統為20世紀以來實證科學講求的「盡信書不如實地探索」、「知識是走出來的」，認為調查研究必須由深入田野找尋材料做起，這些野外採集而來的標本成為理解臺灣的憑藉。實證科學精神是現代博物館發展的基礎，博物館與博物學傳統互為依存，突顯了博物館標本收藏的科學研究與教育功能。

然而這種博物館代表的博物學傳統，在學院機構的研究取向逐漸取代博物館時，逐漸被邊緣化。在臺灣的脈絡中，轉向的分界點為1928年臺北帝國大學設立，當時不僅由臺北帝大的學者主導了常設歷史展示的更新，學院所代表的人種、民俗學知識，也與原有博物館代表的博物學方法出現歧異。

當中具有標誌性的是1920年代尾崎秀真發展出的獨特「臺灣歷史的博物學方法」，以豐富標本研究試圖佐證其「四千多年臺灣史」的推論，在1930年代受到方法論的挑戰。李子寧認為，我們可以視尾崎秀真為一種另類的博物學傳統[2]，在學院崛起之時，漸漸失去鋒芒。此展欲呈現這個過程，將他們重新放入博物學的傳統中使大眾理解。李也談到當今人類學對民族調查中思想、習俗的研究已不再如過去般倚賴物件證據，博物館對收藏物件的關注著重在殖民歷史與物件歸還等議題，近年則因著歷史學的研究趨勢而得以被重新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