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藝評 Art Critic

因為最近興起的李安熱潮而突然想回顧的老片，和突然興起的小小分享。

記得名導姜文說過一句話：「世界本來就是荒謬的，生活你不一定要懂，你改變不了過去，未來也很難改變了，但電影卻讓你表達了，改變了。」前一陣子在訪問電影《西門町》的導演王瑋有關學生電影製作上遇到的困難時，他也講道，電影就是用有限的篇幅，去呈現時代的特色，以及生命中足以成為永恆的吉光片羽。

《胡士托風波》是2009年由李安執導的電影，故事的背景主要是在1969年，一個室內設計師提柏，原本在紐約工作，因為父母一再的懇求，決定回到家鄉重整岌岌可危的家族事業，也就是一間快要倒閉的破爛汽車旅館。正當提伯在苦惱要如何挽救這間旅館時，他聽到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那就是隔壁城鎮推掉了”胡士托音樂祭”的舉辦權，於是他毫不猶豫馬上打給音樂祭舉辦人，邀請他們來白湖鎮舉辦這個萬眾矚目的祭典，並且希望音樂祭的人潮可以為乏人問津的旅館帶來生意。

雖然過程中有苦、有笑也有淚，不過電影中很細膩的呈現了這個時代年輕人放浪不羈、崇尚自由的特色，同時也把父母和兒子三人間家庭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以及主角個人如何從生命探索的議題，到與至親感情牽絆間的拉扯，都描繪的很生動。

在1960年代的美國社會，正是嬉皮風潮(hippie)掀起之際，這股嬉皮思想其實是起源於二次世界大戰後之存在主義，萌芽於北歐，生根於巴黎，而成長於美國，當時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青年男女追隨，是六零年代最重要的社會風潮，影響近代西方世界極為深遠。 他們最主要的訴求是回歸自然，反物質主義，提倡素食主義，也因此他們的打扮大多是赤腳或草鞋、長髮、蓄鬍，身穿手染T恤，除了這些外在的打扮外，他們更主張"和平"與"反戰"，這些青年對當時美國插手越戰，犧牲眾多青年寶貴生命的行為十分不滿，並且強烈要求美國政府退出在東南亞的戰事。另一方面，他們也提倡自由，平等，和諧，簡樸的重要，認為世界上萬事萬物皆應被平等對待，每個人應該做自己，嬉皮思想開啟了西方重視人權和女權主義的先聲，及保護動物行動的源頭。 嬉皮文化不僅改變這些青年人的思想，也開創了搖滾史上的黃金篇章，開創了一段最輝煌的搖滾盛世，其中又以本片中的主題「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為嬉皮文化的代表。

美國在這幾年中的社會，是非常動亂且社運蓬勃的，因此人們為了一掃心中的鬱悶，這些青年人便聚集起來，進而有了胡士托音樂節，這個音樂節結合了搖滾樂與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和一種反叛態度，年輕人會在一個大農場中、連著三天三夜的演唱會陣容，包括那個時代大部分的民謠和搖滾巨星，滾石合唱團、披頭四和巴布狄倫都共襄盛舉，台下的年輕人相互微笑，在雨後的泥漿中歌唱跳舞，在河中集體裸身洗澡，在草地上實踐「做愛不作戰」的精神，每年的胡士托儼然成為一個反文化的城市，以及搖滾史上的永恆神話。

但在同時期的台灣，並不真正知道遠方有一場如此渺小又巨大的文化革命，這個時期台灣的文藝青年們從電台中，聽到的都是排行榜音樂，駐台的美軍是他們一個認識世界的重要窗口，美國大兵們帶來搖滾唱片，帶來美國「滾石雜誌」、「生活雜誌」等，台灣一直到七零年代初期才知道有胡士托，並且在瞭解後深受震撼，從這些嬉皮青年的身上看到反體制、反權威的姿態，也逐漸瞭解搖滾樂可以是憤怒的，是反戰並關注人權的。

自此，台灣青年開始對嬉皮文化著迷，不論是服裝造型或是生活態度，雖然當時台灣警方會在街上逮捕長髮青年或其他奇裝異服者，但這些都不減他們對嬉皮文化的崇拜及景仰。

直到九零年代中期，台灣南方和北方甚至開始舉行一些搖滾音樂節的活動，像臺北的「野台開唱」和南方墾丁的「春天的吶喊」。「春吶」就像是一個迷你版的胡士托，在那裡，人們不只是聽音樂，而是牽著情人的手，一起躺在草地上，在沙灘上破爛的舞臺旁，有著年輕人自己擺的各種攤位，從手工工藝品到幫人剪髮，樂迷和樂團沒有界線，是一個共同的社群，台灣彷彿也有像胡士托這樣一個微型的反文化烏托邦。

但我反而認為，嬉皮文化對台灣的影響其實不全是正面的，台灣人雖注重社經議題，但隨著音樂節的規模越來越巨大，它也越來越商業。「春吶」不再是搖滾的吶喊，而轉變陽光少年與辣妹的集散地，幾乎蓋掉了它原本的意義，許多商業組織開始在附近舉辦了更盛大光鮮的音樂party，在更大的商業贊助和官方支援下，很快地每年都可以輕鬆吸引二三十萬人，許多人來這不是為了音樂，而只是來享受陽光、沙灘、啤酒，和辣妹，那就更別說是為了什麼相異於主流的反叛態度，許多專業的搖滾客不喜歡海洋音樂節，寧願去收費的「野台開唱」，因為那裡才是真正的搖滾樂園。

在台灣，音樂節成為專業的搖滾競技場，結合創意市集的青年樂園，或是地方政府和商業體制賺取政績或金錢的機器，已經很難再是任何反文化、反主流的地標，這應該算是嬉皮文化對我們最殘酷的影響，我們看到音樂節同時更高亢與更沈默，看到其如何從搖滾青年的反文化基地，逐漸節慶化、商業化、消費化，但似乎卻越來越難看到不同的態度，搖滾青年們心中的烏托邦夢想，早已慢慢被消磨殆盡。

在差了四十年後的今天，我想我們都還在努力的探尋屬於這個時代的嬉皮風格，以及屬於我們的青年文化，雖然大多時候，我們會覺得社會讓我們很失望，但大多時候我們卻還是選擇沉默，只有在偶爾，我們才會聽見在華麗巨大音箱背後，有一些新的噪音與不滿。記得前一陣子都更案文林苑事件炒得沸沸揚揚之際，在事發現場就有許多青年聚集，一起發聲，用音樂或用表演去傳達他們的想法，其中有一組地下樂團「罷黜者」，主唱是我的國小同學，他就跟我說：「現在社會的年輕人很少會主動發聲，但他覺得這樣的自己很酷。」

的確，我也覺得這樣的他很帥氣，因為如果是我，或許也會覺得都更拆的又不是我家的房子，為什麼我要關注這類議題，用這樣事不關己的態度，掩蓋我對這件事情的關注，突然覺得，自己是不是太冷漠了一點？如果少用臉書一點，對公眾的事務能夠多一點關心，是不是社會上，就不會在形容我們是「失落的一代」了呢？

記得上學期曾修過一堂電影與文化政治經濟學的課，上完一學期之後，我才意識到這個社會上，有多少議題是我們不曾注意過的，是我們應該關心，但我們卻因為受到主流文化的宰制而不曾反思過的，也許一時之間我們還無法完全轉變成一個積極參與社會發展的角色，但我相信未來我們能用不同的視角去關注社會，並且期待有一天，台灣的青年們能找回和美國六零年代嬉皮青年一樣的生活態度和社會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