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舞台：當顧展人成為主角

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大部份的人進美術館是為了看作品，難以忽略的是，不論走到哪裡都無法避開顧展人員的目光，當觀眾藉由作品與藝術家心靈相通的時候，顧展人員卻像電燈泡一樣尷尬地杵在旁邊。顧展人員不是主角，當然也不是配角，不能用來襯托作品，他們是被聘雇的勞工，通常以工時計算薪資，他們的存在因展場狀況的不同，可以變得非常重要或者如同閒職，然而不論重要與否，展場人員基本上不需要主動開口講話，除非有人上前詢問或者觀眾觸摸作品時，其他時候他們總是場內最沈默的ㄧ群。前陣子在北美館的台北美術獎展覽中--周育正的作品〈盧皆得工作史〉，以及目前正在關渡美術館展出的美術卓越獎--王萱翰林奕維的〈八小時計畫〉，都不約而同的以「顧展人」作為創作計畫呈現的一部份。

由於自己也曾經當過顧展人，看到這樣的創作不免感到相當窩心，而以下的書寫，多少參雜了我對於顧展一事的記憶。對於許多念藝術系學生來說，顧展打工絕對是一個深刻的經歷，或許有人會覺得奇怪，這種不需要任何技能，僅僅以時間換金錢的工作，何來深刻的體會？「以時間換金錢」也許是打卡制上班族的最佳註解，接受某種程度的利益回饋，同意將自己的身體置放在某個空間，勞方失去暫時、部份的人身自由，進行資方所指派的事項，並以付出的時間多寡來衡量酬勞，勞方失去暫時、部份的人身自由。當此狀況出現在展場的時候，接受委託的顧展人需要付出的就是「目光」，他將長時間注視人群與藝術品，藉以換取金錢，經過一段適應期的新鮮感，他成為美術館內「最壓抑的觀眾」，此項工作與其他職業最大不同，大概就是擁有心靈、精神上的自由，他可以放空、思考、做任何想像，但必須要保持清醒，只是面臨職業倦怠的時候，顧展人面臨的無聊和空虛卻是其他工作無法比擬的。

回到「八小時計畫」中，林奕維和王萱引用的一段文字

和多數人一樣，恭一的暴力也是一天一天逐漸加重的。不，如果是日漸嚴重的話，她或許就能早點逃出了。但實際上卻是，今天如果挨打，隔天就不會，然後再隔天也沒有。正在開始覺得沒問題時，卻會再度挨打，隔天又回復原狀。然後第二天也不會，第三天還是沒有，隔日卻又一天挨揍三次。

人類真是不可思議，能夠習慣各種情況。如果好幾天沒有挨打，就會不知不覺有了心理準備，覺得應該差不多要挨打了吧。一旦有心理準備，就能夠忍受挨打。因為如果今天挨打，明天就一定不會，可以過一天好日子。

(此文擷自作家吉田修一於〈星期天們〉著作中的一段內容。)

加諸這段敘述使得「顧展」一事的殘酷面暴露出來，顧展人日復一日重複著相同的注視，他是自願的，就算厭倦也無法逃離，他必須以奴性駕馭意志，才得以繼續這項工作，即便沒有人在壓榨他，他仍承受了自我身體和精神上的暴力控制，這些暴力甚至無法傷害到他，但卻會一直持續。

使顧展人成為作品的做法，似乎有著濃厚的人道精神在裡頭，富含對弱勢、邊緣的關懷，周育正的作品〈工作史－盧皆得〉，在報紙上徵人找了一位臨時工盧皆得，另外聘請一位作家將盧皆得的人生故事寫出來，盧皆得本人則被藝術家聘雇，於展覽期間在美術館工作，觀眾藉由那本精彩的工作史書寫，可以得知一個沒有固定工作的人，如何在台灣社會生存至今，同時也能看到書中主人翁在展場，正以「臨時工」的身分出現在觀眾面前。〈八小時計畫〉則以「請吃飯」為交換條件，募集了幾位自願者坐在展場裡面八小時，藝術家以「另一種方式的陪伴」為此計畫下註解，顧展人員「陪伴」著展場、作品、創作者、觀眾和他自己，自願者跟藝術家討論在展場適合自己適合從事的活動，並於展出期間完成這些活動事項，譬如說：在場內遊走並將聽到的八掛消息組織成小說題材，或是在這八小時內打毛衣。

日日同樣的事一再反覆不息，只須遵照與昨日相同的慣例，若能避開猛烈的狂喜，自然不會有悲矜來襲，阻擋去路的巨石，蟾蜍會繞道而行。

(引用自作家太宰治於〈人間失格〉中的一段文字。)

這兩個計畫都簡練地反應了現代人某種不可避免的生存狀態，然而相當吊詭的是，藝術家以僱主的身分找了顧展人員作為計畫的主軸，而不是取用自己的身體來體現議題，我們很容易能找到一些行為藝術家，將自己身體放置在展場作表演，直接碰觸議題，或許可以說是「施虐者」和「被虐者」都在同一個自我內的狀況，回到這兩件創作，乍看之下藝術家建構了權力關係，並將自己的腳色放在權力上方，成為指揮者，〈工作史-盧皆得〉清楚地呈現「老闆」與「員工」的上下關係，「施虐者」以金錢換取「被虐者」的時間，觀眾甚至可以跟員工盧皆得聊天，得知老闆周育正的行事作風、和為了配合老闆這件作品所犧牲的事情，而這樣的交流可能是來自於臨時工的職業疲乏（或許這是超出藝術家預料外的，同時也是不可控的風險），觀眾內心的悲憫多少也因此被展場內無奈、無聊的臨時工觸動到，而輕易聯想到場內另一隻活生生的鳥--朱俊騰的作品〈我叫小黑〉。〈八小時計畫〉的參與者顯然都有著志工精神，參與者「自願被虐」的事實亦瓦解了上下的絕對關係，藝術家跟自願者比較像是「導演」與「演員」，導演表達他要的氛圍和感覺，鼓勵志工們發揮創意打發時間，以排解顧展過程中的職業疲乏，兩方協調出最後的演出方式，而這次在關渡美術館的呈現，並不會真正見到顧展人，而是顧展人於「八小時」內活動的痕跡。

對王萱和林奕維而言，〈八小時計畫〉意外顯現了性別上的分歧，藝術家在田調階段曾找了大量的自願者面談，單是蒐集人選方面，願意來參與面談的人便以女性居多，不同於周育正找了一位與藝術圈幾乎無關的大叔來參與他的創作，需要特別耐心地解釋金錢關係以外的合作意義，〈八小時計畫〉吸引來的自願者清一色是學習藝術、喜愛藝術、或以此作為工作的年輕人，女性自願者的參與配合度大大高於男性，男性往往在稍微瞭解的藝術家的創作內容之後，便意識到自己的主體性被剝奪，而對兩方合作上的權力關係存有疑慮，或清楚地表示「你告訴我要做什麼，我都配合」，但藝術家並沒有打算告訴參與者該做什麼，他們保留了一個不確定的討論空間，讓參與者提出自己想做的事，而參與者的提案內容必須符合藝術家創作概念中的特質，成為另一種精神層面的限制，相對地，女性反而較能「承受」這樣的交互狀態，而不被範圍限制拘束，大部份的男性參與者在初次面談時便興趣缺缺，導致最後〈八小時計畫〉的全數參與者皆為女性。

此合作關係直接呈現在最後的展覽當中，我們能窺見藝術家對於弱勢的悲憫心態（那或許並不是作品唯一要暢所欲言的部份）。反觀社會體制下的聘雇關係，或者台灣目前勞資失衡的現況，這兩件創作都尖銳地表達了某種不滿，〈工作史-盧皆得〉較為直接、犀利，將一個臨時工多年的生命經驗，濃縮成為美術館生態的一環，〈八小時計畫〉則相對詩意、纖細，放大美術館生態中已存在的弱勢角色，並討論其工作狀態，兩者都將人社會化後，為了生存日復一日的自我鞭遲在展場空間裡攤開檢視，真實呈現了工作者為了適應環境背後的心路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