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藝評 Art Critic

旅程中所留下的照片、文字，對旅者來說往往有著重要的意義，在這段跳脫日常慣性的生活歷程中，旅者形塑出個人的觀點與體驗，有時多得可以出一本書或開一個部落格好好書寫以資紀念。而從創作的角度來說，這些私人紀錄不也是藝術創作的一種形式？

當然，不是每個人在旅遊之初，就可以鐵定主意旅程的目的是為了創作，以創作為前提的旅行下，回饋的經驗自然與隨性遊玩有所差異，不帶任何創作期待而隨意地觀光異地，創作的發生也可能不在預期中。

在這裡將要提及的作品，除了因旅行而發生之外，觀眾也能輕易的察覺作者透露的旅人身分。平鋪直敘的紀錄、改變旅遊的潛規則或以個人獨特方式介入身處的陌生環境，成為藝術家以旅行作為創作的方式之一，換句話說，身為旅者或許就已具有“進入創作狀態”的本質。

與夥伴們的奇想

攝影和繪畫作為旅途中創作的媒介，除了直接描摹環境與人的寫實性外，亦能作為工具闡述旅人與邂逅之間的可能性，這樣的感性操作在林奕維的《共遊計劃/Mutual Tour》中清楚顯現，展出場地可以看到數張繪有文字的白底畫布，每張畫布前懸掛著一張照片，似呼暗示了甚麼故事，共遊計劃始於2010年的一次旅遊中，因忘了帶相機出門，加上觀光地到處都是拍照的人，藝術家主動搭訕剛拍完照的路人，請他們結束旅行後將剛剛拍的那張照片寄給他，之後在每張照片下方寫下關於遇見此人的記憶。藝術家對這段友誼的主觀書寫充滿詩意，但這段紀錄卻非直指藝術家個人對於旅遊地的看法，而是委託其他觀光客一起完成的旅行（圖1）。

談到旅者，不免要提到旅伴，日本藝術家島袋道浩就曾經帶了一隻章魚去旅行，《然後，我決定送給明石章魚一趟東京之旅》這個令人發噱的作品，藝術家帶這隻在明石海邊漁船上抓到的章魚坐火車到東京，親切的跟牠解說沿途風光，甚至帶牠去築地魚市場認識其他的章魚、上東京鐵塔看夜景，一日遊玩結束後，便帶章魚回明石海邊放生，途中因為“帶著活章魚走在街頭”而與人群的互動都紀錄在隨拍的Video裡。這樣奇想的行為裡，因為藝術家“不當章魚是章魚而是朋友”，人與人又或者人與動物、環境的關係重新被討論（圖2）。

圖1（左）林奕維《共遊計劃/Mutual Tour》參與今年八月至九月在《【複眼】台北圖宰場 》鳳甲美術館展出，藝術家在2010年10月-2012年七月間陸續收到邂逅對象的回信 

圖2（右）島袋道浩 《然後，我決定送給明石章魚一趟東京之旅》

“我還有心愛的人，一個搖滾樂隊，口袋裡還有一點錢，世界末日就是明天！這就是我的生活態度 ”  ---《態度》樂團1976

對於日復一日重複過著的人類來說，旅行的刺激在於淺在的威脅和挑戰，有時為了印證、檢視某些事而踏上旅途，有時它純粹就是之於日常生活的一種逃逸，帶著奢侈的妄想和期待。

劉玗與吳思嶔在2011年5月接近所謂「511末日說」的時間點驅車進行了一趟「末日之旅」，並以兩個媒體事件(1998陳恆明的「飛碟會事件」、2011王超泓的「511 末日說」）為起始一起做了一個作品《兩個末日》， 整體看來是藝術家在末日前夕，欲以具體的行動見證預言的真偽，然而無論是真是假，這串新聞事件勢必會隨著預言到期暫時劃下句點 。展場有神祕象徵意圖的裝置、物件（取自旅途所見）和兩段關於此趟旅行的影片，兩段影片分別以兩個不同裝置播放，一段的風格冷靜、客觀，以穩定的鏡頭拍攝、毫無聲音並且有清楚的分段，另一部影片則以手持的方式一路跟拍其實蠻尋常的觀光行程，並穿插彼此的閒聊。我永遠記得在那段搖晃的影片中，末日倒數前他們到達埔里，看著信徒們住的貨櫃屋，同行的友人說了這麼一句話「為什麼我覺得我來了之後就完全不相信了....」，原本恍若意義重大的旅行被迫對照眼前倒數完甚麼都沒發生的事實，即便如此，藝術家還得隨便拍點孔雀開屏的畫面、對荒謬下個結論。

生活的痕跡--拘束自我與體驗鄉愁

旅人用相機貪婪的紀錄影像、為自己所見留下證據，老實說並不稀奇，但拍到的難道就是真正看到的嗎？白雙全的作品《與視覺無關的旅行》中 (圖3)，他參加五天四夜的旅行團去馬來西亞，並決定「全盲」走完旅程（閉上眼睛或者蒙上眼睛），藝術家反思自我體驗或選擇體驗的方式，棄絕一般的觀光習慣以反省旅行的本質，對於從未去過馬來西亞的白雙全來說，其他旅人幫他拍攝的照片，將是他日後建立對於馬來西亞視覺記憶的唯一途徑（唯一與他身體經驗對照的視覺證據），而他也決定將不再踏足馬來西亞。反之，崔廣宇的《2010極地日誌：錯誤的冰塊》則在一個難以維持日常的地方嘗試進行文明生活的片斷 --「北極」，“思考各種重大環境問題”基本上在全球暖化案發現場就顯得相當荒謬，在如此嚴苛的生存條件下，如何介入環境並回饋駐地也相對艱難，除了北極熊之外，沒有任何社會聚落會被影響了，更遑論與環境互動(創作甚至難以被環境記憶)，故回歸到人類文明的本質--生活，此作品包含了在北極和台北兩地拍攝的錄像，透過在極地進行都市人的活動、在都市模擬極地生活的狀態，諷刺的突顯人類活動之於自然的不堪，如同崔廣宇所說「我只是謙卑的展現科技與文明對人類的保護，當它們置於極端環境中所顯露的脆弱本質。」（圖4/5）

      圖3  (左上) 白雙全《與視覺無關的旅行》  馬來西亞，2009-10-7到11 (五日四夜旅行團)  同團團友幫白雙全在紅教堂前拍的一張照片。

圖4/5  (右上左下) 崔廣宇《2010極地日誌：錯誤的冰塊》目前正展出於台中國美館「台灣報到--2012台灣美術雙年展」展期2012/10/6至2013/1/6日

社會現實下過度浪漫的演繹

以上段落所提及的旅遊，都沒有過激的行為或極度冒險犯難的演出，多半以輕盈的姿態、帶著些許幽默遊走在玩樂經驗裡。在思考旅行背後意義的同時，稍微把時代往前推一點，姚瑞中長期關注拍攝的《 台灣廢墟迷走》，又或2010年及2011年出版、由眾多姚瑞中率領學生組織而成的《 海市蜃樓 : 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圖6）系列，其實也在旅行當中生成，但相較於其他提及的旅行產物，這些以田園調查方式集結而成的攝影集大膽觸碰了台灣政策問題，而在公共事務、社會層面上有顯著的影響力。藝術家謝德慶或許也可稱為旅行方面革命性作風的代表，從台灣移動到美國紐約的歷程，或是居住於室外一年、身體力行嚴峻的流浪生活，這種幾乎危急藝術家本人生命的行為，將旅人的創作經驗推到了某種極限。儘管世代差異形塑出不同的創作氛圍，旅行作為一種進入創作狀態的管道，對於藝術生產的流程來說相當普遍，而當每個人都握有拍攝的器材、書寫的能力、或者表演的勇氣，創作便隨手可拾，也因此無處不是旅行、生命的所有皆是體驗。

   圖6 姚瑞中《 海市蜃樓 : 台灣閒置公共設施抽樣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