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藝評 Art Critic

在〈威尼斯雙年展爭議的四個觀察點（上）〉中，我們首先提出了「國家館定位、總體文化政策與策展人遴選」的第一個觀察點，指出在策展人和參展藝術家的遴選和思考上，我們也許用不著徘徊、擺盪於「要不用台灣的藝術家或策展人」，「要不用國外的藝術家、策展人和評估團隊」這兩個極端或這個虛妄的兩難困境之間。尤其，在必須對公開徵件的規定、總體文化政策、方向、目標和資源配置進行更為有效和務實的評估的狀況下，我們也論及了台灣藝術圈目前在對此事件進行批判和討論時所可能陷入的某種認識論上的障礙和謬誤。

2011年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圖片網址：http://www.hi-check.com/art/2011/06/《第54屆威尼斯雙年展臺灣館》0604正式對外開放！/. 

換言之，這樣的一種認識論上的障礙和謬誤即：「不能在說明、實際論證和社會對話的基礎都不夠前題下就為了去歐美中心或與其餘的雙年展連結而去歐美中心」（如龔卓軍）、「對策展人和藝術家國籍和比例間所進行的倒置有可能忽略了台灣的主體性和歐美的背景其實都是全球場域的一部份」（如陳浚豪和駱麗真）、「『以平行會外館的身分出現』並不一定就等於『在威尼斯「台灣館」並不是一個跟「國家」有關的展覽空間』」、「作為台灣藝術家（人）以其作品展現其特色的『台灣』概念與被轉變為地理（位置）的『台灣』概念間事實上僅存在呈現脈絡和背景定位上的『差別』，而不存在『國家與非關國家』，以及由此所衍生出的『對內與對外的操作策略』間的『差異』」、「對觀眾而言更印象深刻的恐怕在於台灣的『特色』和地理（位置）上的『台灣』，而非『台灣』的特色，及其非關國家的『地理（位置）』」（如呂佩怡），以及「對『台灣館』的僵化和單一性的揭示、批判，或對於『台灣館=（威尼斯年展的）普里奇歐尼宮』的想像綁架了台灣藝術圈的這個說法也有可能因其『兩面刃』特性而反倒在不知情的觀眾的腦中強化了『台灣館』的僵化和單一性，亦即進一步或另類批判思考的可能性」（如王聖閎）的這個事實。而這再再也都反映出了「同樣身為形塑台灣文化的一份子」的藝文界人士對於自己所說的話的思想準備不夠，或長期在討論問題時無法對自己，以及自己要對抗的對象的概念進行更精確、細緻而有效的區分和釐清，因而做合理和有效的論述和論證的這個老問題。

而這種對於概念釐清，劃分，以及（在某些論者眼中的對於）「論述或論證形式的精緻度」的要求，不但並非如某些論者所言，是對於「現實網絡能否更細緻地牽動」的替換，而反倒是「現實網絡能否更細緻地牽動」的關鍵（因為對現實網絡的更細緻「牽動」首先必要的是對於這樣的現實網絡的連結關係及樞紐進行更為細緻和深入的「認識」或「閱讀」，而使這種「認識」或「閱讀」產生更細緻的「現實網絡牽動」力的關鍵正好就在於某種更為深入和精確的「概念釐清，劃分」，以及隨之而來的更為合理和有效的「論述」）。吾人之所以會把某些事件，（當事者和觀眾）對這些事件的記憶，情感，和感動視為一般人看不懂，唱高調，吊書袋或冰冷的「概念」，僵化的「形式」和「邏輯」的這點其實並非出在那些被無辜地誤識為「概念」，「形式」和「邏輯」的血淚，記憶，情感和感動，而在於我們自已，在於我們看不清，看不見，也不想看見在那些看似冰冷，和財團等壟斷者利益掛鉤的「概念」，「形式」和「邏輯」背後的究竟是什麼，在於我們看不清，看不見，也不想看見使這些「概念」，「形式」和「邏輯」（換言之，就是「思考」）得以可能，迫切和必要的血淚，記憶，情感和感動，並以一種極為殘酷，暴力，以一種極為「無感」，「無差別」，「好玩」至上，甚或是自視之知的方式炫睨地進行了一場「對他人痛苦的旁觀」，以及由這種「無差別式旁觀」所揭示的「歷史感的空無」，或「七天前發生的事就好像七年前發生的一樣」的這個事實。

而就目前鬧的沸沸揚揚的「重新評選」、「撤換張芳薇 重組雙展辦」，以及「公佈資料重新徵件」的議題而言，北美館館長黃海鳴的說法也許也不無道理。我們不應因北美館和雙年展辦長期的資訊不對等或不透明，或因這次公開徵件和遴選過程的不公平就對主事單位提出的所有考量點和說明內容進行全盤否定。黃海鳴認為，我們應仔細思考雙年展辦和這次公開徵件及遴選過程究竟出了什麼問題，且究竟要以什麼樣的標準進行重新評選，而不應以（部份人要）「重新評選」的意見（加上自己對這整起事件的不滿，筆者所加），就一股腦地說要進行「重新評審」。在這個前提下，我們才能繼續討論「重新評選」、「撤換張芳薇 重組雙展辦」，和「公佈資料重新徵件」究竟孰輕孰重，究竟誰有理誰沒理，及其可行性的問題。就此，我們必須說，在重新評選、改組，徵件，和撤換張芳薇的議題上，同時「重新徵件」和「公佈資料」所代表的重新來過或重啓開放性的意義應比在某種程度上肯定「有問題的現實或現狀」，並從其出發的「重新評選」來得更為優先。而合理地說，「撤換張芳薇」和「重組雙展辦」的問題則仍有待更為深入和清楚的討論。究竟這些問題，這些不合理、不公平、不正義或封閉性是否真的給出了「撤換張芳薇」和「重組雙展辦」的某種「必要」？換言之，我們該思考的是對「撤換張芳薇」和「重組雙展辦」的「必要性」究竟何在，以及即便撤換了張芳薇，我們要以誰來頂替，我們要以什麼標準來遴選這個頂替人選，和我們要以什麼樣的原則、方式和判準重組長年來積怨和問題重重的雙展辦的這個問題。

最後，當「藝術家或策展人孰輕孰重」，「藝術家與策展人」間的角力現今再次浮上台面，而在這次威尼斯雙年展台灣館的爭議中成為另一個隱晦的角力場的同時，我們也應記得：沒有一個「展覽」只展出「策展人」或「藝術家」，你可以說在一個展覽中「藝術家」或「策展人」其中一者會成為焦點，你也許會搞不清楚一場展覽的主體究竟是策展人或藝術家，你可以說現今這整場事件已成了某種「藝術家的反叛、逆襲、藝術家長年對於策展人的怨懟的一股腦的宣泄」、「策展人和藝術家間的一次攤牌」，或「策展人與策展單位對藝術家的犧牲」，但我們知道，就展覽的技術（先別論在其後的檔案化）或展覽的政治學而言，任何一個「展覽」的展出、展示、或展演的效力（不只是一個成功的展覽）絕對有賴於策展人和藝術家間的某種通力合作，或「策展人—藝術家—藝術（作品）」間的某種在聯覺或聯想上的共顯（co-presence）關係。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