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子的藝術

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草間彌生的圓點風暴席捲台灣，透過單一純色反覆雕琢而成，有人說它可愛，有人覺得眩目，不過，這就是草間彌生的作品激起的效應。提到草間彌生，鮮少人會跳過精神疾病這類的描述，這也似乎成為她創作的主軸，一日病人，即一日創作者。在其自傳描述中，她因小時幻聽、幻想、焦慮來襲，花朵、大自然、宇宙萬物糾纏在草間的心靈之中，擺脫這種狀態的唯一方法，就是把這些意象畫下來。

圖一草間彌生六本木新城·森美術館10周年紀念展 LOVE展，2013。

排除異己，先上愚人船

關於精神疾病，其在歷史各個階段的觀感各有變化。在西洋中古時期，人們認為精神疾病源自惡魔附身，或「體液」失調，而引起的失序行為，近代則把精神病患歸咎於心理成因。然而，不論原因為何，精神病患與主體社會的隔離卻是必然。傅柯在《瘋癲與文明》（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一書中描述中古後期隨著痲瘋病的消退，瘋人開始取代痲瘋病患，成為社會排斥和隔離的新對象。十四--十六世紀，人們用「愚人船」放逐他們；十七世紀，則把他們當「社會垃圾」，和罪犯一起關進收容所，稱之為「大禁閉」；十八世紀，他們被當「瘟疫」來隔離，名為「大恐懼」；十九世紀，則把瘋人與罪犯分開，開始當病人看待，與「正常人」隔離，實行「治病救人」的「人道主義」，形成了現代的精神病院。

圖二愚人船（Ship of Fools），耶羅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 1450-1516）。

這樣的社會控制論調，可從1975年傑克·尼克遜（Jack Nicholson）主演的電影《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瞧出端倪。影片中被限制居住的病友，為逃避面對真實的社會，情願失去自由，直指心靈的病是不被社會了解與傾聽的。電影中同時呈現1970年代精神醫學與醫療用藥的親密關係，認為大腦病變導致心理疾病的看法益加強烈，結果便是忽略心理治療，而愈來愈強調生理的處理模式（包括電擊療法、精神外科手術和藥物治療），以及許多療養院對患者採取隔離措施。

圖三飛越杜鵑窩，片中病患正在團體諮商的情景。

人人都渴望創作

1920年代，從藝術史學家轉行成為精神科醫師的漢斯‧普林茨霍恩（Hans Prinzhorn），在海德堡大學（Heidelberg）的精神病院工作。在此期間，他收藏了由516名精神病患所創作的5000張畫作與500個雕塑，創作者的背景涵蓋德國、奧地利、瑞士、義大利、荷蘭、美國、日本等國家。隨後，他離開了海德堡大學，出版了《精神病患者的藝術性」（Artistry of the Mentally Ill）一書。普林茨霍恩相信每一個人都有想要從事藝術活動的慾望和本能，這樣的需求，即使罹患精神疾病的人也不缺，甚至更加強烈。

圖四普林茨霍恩收集的作品之一，創作者奧格斯特‧納特（August Natterer）的作品，影響了克利（Paul Klee)的創作。

因此，並不是因為精神的瘋狂促使他們創造出所謂瘋子的藝術，而是在他們生命中本來就具有創造的天賦。當他們精神陷入危機中，渴望表達的動力仍完整無缺，甚至因為生病的原因，更加強了表達的想望。普林茨霍恩的著作中，也表明一個觀點，當心理疾病患者在面對人類最極端形式之心理和社會隔離時，他們的藝術創作可以成為一種對抗的方式。

圖五瘋婦（Insane Woman)，西奧多·傑利柯（Théodore Géricault, 1791－1824）。

用藝術反抗生命逆境

藝術是一種對抗疾病的方式，在草間彌生的自傳中清晰可見。她提到：「我認為打從我出現在母親的子宮裡，自己身旁周遭的一切、還有我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就已經註定是絕望的。我幾乎沒有辦法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畫畫就像是我被逼到絕境之後唯一的呼吸。基本上，我是基於一種原始本能的狀態在畫畫，和藝術距離很遙遠。」對於家庭中的衝突、個人童年的生活壓力，她選擇以創作的方式，喚醒自己的內在空間，將內在根本的衝動當作是創作的基礎。

圖六草間彌生六本木新城·森美術館10周年紀念展 LOVE展，2013。

曾來台舉辦個展的法國藝術家妮基·桑法勒（Niki de Saint Phalle, 1930-2002）評論自己的藝術生涯時說道：「我別無選擇，無需做決定，就成了藝術家。」非科班出生的妮基，來自富裕的家庭，23歲時，已擁有兩個孩子與幸福的家庭，卻在前往法國尼斯精神病院接受治療時，接觸到藝術創作，發現有助自己的病情康復。經過一年的調養，返回巴黎後，她開始全人投入創作生活。初期的作品是顏料橫流的射擊系列，是眾所皆知的反父權與社會架構的作品，直到1994年出版《我的秘密》（mon secret）揭露童年被父親性侵的夢魘，藝評家開始以個人療癒的角度檢視她的創作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