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陣地：大稻埕

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撰文/攝影：David K. W. Wu

大稻埕，自上個世紀初以來，即是臺灣仕紳階級的聚集場域；在日本統治時期，大稻埕早已因為茶葉貿易而興盛，而成為北台灣經濟中心的「本島人市街」，而20世紀初的「黃金時代」─世界性的新興思潮風起雲湧─大稻埕也正是台灣本土菁英活動的跟據點，當時推動台灣本土政治文化的─新文化運動─「台灣文化協會」其成員包括蔣渭水、蔡培火、林獻堂等，都曾經在大稻埕留下活動的足跡；而且在國民政府統治下，所爆發的台灣歷史中最駭人的屠殺事件「二二八事件」，其引爆地也是位在大稻埕的天馬茶房。

人類歷史的演進有其必然性，而卻不斷地以偶然的形式出現。大稻埕在百年之後，重新成為北台灣文人雅士的流連忘返之處；我們可以從M. Foucault的「異托邦」(Heterotopias)來看待現在的大稻埕─以穿梭時光的逸想，將現在跟1920年代做出浪漫的奇異連結，猶如Woody Allen的《午夜巴黎》般，在巷弄間轉身進入流動的饗宴，與海明威、費茲傑羅等高談闊論；而在大稻埕這個歷史文化空間，你愜意的漫步，正與上個世紀的蔣渭水、郭雪湖等名人雅士的靈光擦身而過。

自清朝開始，大稻埕一直是茶行的集散地─德記、怡和、美時、義和、新華利等洋行在大稻埕設立分公司─現在的貴德街，曾經是外商洋樓林立的外僑區；到了日本統治時期，已經有252家茶商駐立在此；這個「本島人市集」，已經隨著日本新殖民政權的經濟轉向，除了傳統的茶葉之外，還有南北貨、中藥、布匹批發業等，當時香港的屈臣氏也透過大稻埕的商業發展，得到了歷史場域的註腳。

大稻埕，除了臺灣仕紳階級的聚集，還承載了歷史永恆不定的性質：在日本統治時期，蔣渭水等人成立的「臺灣文化協會」，推動了臺灣仕民的自治權跟文化自主權；而在國民政府統治初期，大稻埕也是開啟「二二八事件」第一聲槍響的衝突點；這些雖只是歷史的偶然，但大稻埕在面對國家機器時，始終是本地仕紳階級的文化陣地。

陣地(position)，是A. Gramsci以軍事戰略的修辭，來論述的社會運動形式：國家機器的霸權，來自於其社會文化結構的鞏固，而如果能夠求得革命的勝利，那麼必須在既有的布爾喬亞社會中，來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歷史集團」，進行不斷消耗彼此地的戰鬥歷程。自1980年代的政治上層建築的解嚴以來，對於社會變革依舊停留在政治位置的競逐，殊不知社會結構中的霸權位置，藉由文化教育的壟斷跟複製，所形塑出的意識形態，才是接下來要面對的不斷鬥爭。而大稻埕的百年風華，正是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時髦名詞下，所重新進行的「第三次新文化運動」。

「第三次新文化運動」並不只是籠統的文創發想；反之，這是透過文化及社會整體的結構，在所謂的市民社會中不斷建立起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未必是非營利空間」，小藝埕的創辦人周奕成在其〈大稻埕變大藝埕─打造台灣第三次新文化運動場景〉所提出的是，「例如巴黎或維也納的咖啡館、小酒館，都是私人經營的空間，甚至所謂的沙龍，根本就是主人家裡的客廳，但因為他們創造了豐富的知識對話與思辨，於是成為貢獻於公共意義與價值的公共空間。」霞海城隍廟對面的小藝埕，就座落在熱鬧的迪化街上，裡面一樓是販賣台客籃的文創商品、Bookstore’s 1920則是販賣以二十世紀初為主題的書籍，二樓是爐鍋咖啡，三樓則是思沙龍，時常舉辦小型講座及新書發表會，做為文人交流的沙龍；目前除了小藝埕外，還有民藝埕、眾藝埕的設立，以「微型產業」鑲嵌在大稻埕的文化場域之中。

位於保安街的「永樂座」獨立書店，雖然距離熱鬧的迪化街有段距離，但是也是熟悉門路的愛書人到大稻埕必定前往的所在。「永樂座」的老闆娘石芳瑜，是在台大附近獨立書店的經營者，因為歷史偶然的機緣巧合─「永樂座」原來是大稻埕在日本統治時代最有名的表演場地，而且大稻埕的古典殖民氛圍也讓她決定讓永樂座在「老家」成立新的分店，提供多與大稻埕相關的二手書籍跟唱片，未來也時常定期舉辦以大稻埕為主題的講座、人文沙龍及讀書會；與「永樂座」共享空間的是「杯杯雜貨店」，創辦人之一的譚端，原本則是從媒體跟紀錄片轉行，來經營舊貨的文創空間，也是時常散步到大稻埕尋寶的地方。

大稻埕是本地仕紳階級的文化陣地，從過去1920年代是仕紳階級所經商闊談的場域，到現在以文創之名進入大稻埕的空間，透過產業的消費行為，重新吸引仕紳階級的意識凝聚，在國家機器之外的公民社會的各個角落設下文化陣地，與既有的文化霸權進行抗衡；相較於其他以文化創意、老街活化、社區營造的官方說詞，大稻埕是很殷實地在進行的；不過，從經濟結構面來觀察，如果現代化的資本集團進入，讓既有的文化積累被扁平壓縮，無意識地成為尋租的加害者及受害者，是否又會重蹈文創園區去歷史脈絡化的危機？

儘管如此，大稻埕是以1920年代的復古，來做為文化陣地的圖騰─1920年代是臺北大稻埕最繁華的時刻，其實也是臺灣最國際化的時刻，許多台灣仕紳跟菁英份子的活動範圍是從臺灣出發，遍跡日本、中國、歐洲等地；而且無論是從西方還是東方的角度，1920年代是從「帝國的年代」到「極端的年代」(E. Hobsbawm語) ─從帝國主義擴張到世界大戰爆發的歷史背景；而當時臺灣當時的文人雅士，也無論是民族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都在大稻埕的歷史旋風中，吹往了國際運動的脈流當中。而如今重新以1920年代做為大稻埕的意象，似乎在這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與新國族主義興起的時代，也在意識/無意識再為自己下了一個歷史的再現與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