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是我》—淺薄的社會反映與理想的過度斧鑿

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幸運是我》—淺薄的社會反映與理想的過度斧鑿

圖1 電影海報

小品電影影后加持

《幸運是我》是擅長都市小品的香港導演羅耀輝的新作，找來得過金馬獎最佳女配角和香港金像獎影后的惠英紅飾演女主角，她在電影中詮釋一名患有失智症的獨居長者，其揣摩樣態可見演技火候，關鍵處的真情流露更是令人動容。原以為透過惠英紅的演繹能夠看到屬於此族群的生活印象，又或如《桃姐》般刻畫出更為深刻的長者精神圖像；但是導演僅止於題材的取用，只想描畫出一幅溫馨的人生故事，多少讓與失智症有關的素材被閒置了，甚至將失智症換成其他的元素也無礙於故事的組成。

惠英紅飾演的芬姨，從出場就已經很明白地表現出其為一名病者，沒有任何鋪墊，沒有醞釀的情緒，她就是在男主角阿旭漫無目的亂走的路上，突然冒出來的一個插曲，然後在阿旭的一念之間，這個插曲成為他生命中的主旋律。出場很平淡，就像是茫茫人海中一場相遇，然而因為導演對於故事的不夠深入，而讓這個緣分來得莫名其妙。

圖2 老舊公寓裡，芬姨與阿旭互相磨合

芬姨與阿旭的「母子情」，其建立過程過快而粗糙，並不是很能反映世間人情的發展模式，尤其是在人情冷暖特別明顯的城市裡，說服力稍有薄弱。此外在芬姨和阿旭的人物設定上，一個獨居多年而孤單隔絕，一個尋親多年在底層打滾，都不是能夠輕易對陌生人敞開心房的類型；但導演沒有做更多合理的鋪陳，而是讓彼此的同情心在莫名中氾濫起來，以符合導演認為理想的相處模式，過於突兀而刻意，亦讓故事顯得蒼白無力起來。

圖3 社工加入，彼此間的情誼也深厚起來

失焦敘事配角鬆散

針對失智症以及長期照護的題材，在這部電影裡也出現頭重腳輕、焦點模糊的情形。阿旭在因緣際會下進入愛心服務中心工作，當社工同事阿甘帶著他熟悉環境，我們跟著這簡短的導覽鏡頭，看到一些宣揚健康或惜食的標語，正在忙碌的義工，以及一個乾淨美好的服務環境。這一方面揭示了阿旭的成長路正式開始，另一方面則呈現了一種教條式的意味，強調了這個之後讓阿旭改變的環境是多麼正向，然而至片末，我們卻仍不清楚這樣一個愛心服務中心是什麼機構，它的服務宗旨和對象都讓觀眾充滿疑惑；導演或許有意宣揚近年來香港社會的人情變遷和自覺，但卻沒能讓觀眾看到更深一層的關懷，甚至社福機構裡幫助阿旭和芬姨的社工，也淪為言情的配角。

本片始終有賣弄與煽情之嫌，尤其是帶領阿旭進入服務中心的阿甘，不但擺弄一場看似討喜實則不知所謂的鍋具秀，對於愛情或女性其實也並未有多少尊重的言詞；導演另外也安排一名疑似同樣患有失智症，甚至還有更嚴重精神疾病的女子，原本她的遭遇也能夠映襯芬姨的處境，引起阿旭的注意和警覺，甚至更有象徵意義，但導演對其出場的安排不明不白，甚至讓她在一個車禍意外中突然死去，讓失智和長照題材更加弱化。所有配角在此都只是擔綱片面的「階段性任務」，形象既不飽滿，也不能稱職。

圖4 阿旭在愛心服務中心的廚房工作，惜導演未對此機構有更深刻著墨

中港和諧理想美化

然而這部片在此時打中了香港社會需要正能量的時刻，同時也因為展現港產片的本土性而得到不少正面的評價，這幾乎有點像是童話了。導演建構了一個非常良善的環境，而原本會偷錢貪懶的阿旭，透過那場機構導覽「淨化」，漸漸也走向光明，至最後連芬姨的遺產都不要，這簡直就是一個理想的人格成長故事，在恰當的時機點窩暖觀眾的心。

理想化的情節，還發生在阿旭與中國來的女社工間一段若有似無的情愫。近年來香港片裡總是擁有中國元素，本片亦不例外，導演安排一個來港數年，粵語始終不夠流利的女社工，做為阿旭情感的嚮往。但她同樣定位不明，既是阿旭暗戀對象，又與他都是無法真正融入社會的「天涯淪落人」，最後也在不清不楚的情況下離開。她給阿旭留下的信中，提及她是多麼的喜愛香港，又是多麼欣賞阿旭的為人云云，在相當程度上美化了角色本身，也營造出一種「中港和諧」的氛圍，不免使人有牽強之感。

儘管筆者諸多挑剔，甚佳的經營處還是能夠稍稍挽回結構與邏輯的不足，主要為評者津津樂道的即在於香港情懷的展現。大部分的拍攝地點皆在西環，畫面裡的老舊住宅、階梯與街坊，主角們日常必經的斜坡道，待著抽煙的天台，都相當貼切地表現了主角的背景，也挑起了觀眾對日常生活環境改變的無奈，以及期待人情重聚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