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電影中心的「未來想像」

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所有五、六年級的文藝青年都有這樣的共同回憶，在台北青島東路的「國家電影資料館」窩著，既貪婪又滿足地用簡陋的放映設備，看著一部又一部的珍貴藝術電影，無論是台灣新浪潮還是法國新浪潮，這些與大師對話的旅程，豐富你我心靈的滿足。只是，隨著數位時代的崛起，傳統的播放設備早已無法滿足年輕世代渴望接近經典的需求，而大量的影片資料也面臨毀損和失真的危機。2014年7月28日，文化部正式宣布「國家電影中心」選定新居，位於新莊副都心，緊鄰新北市行政中心旁，土地面積共占2.685公頃。新北市長朱立倫說:「這塊土地市價有一百億」預定用三年時間完工，2017年正式進駐。

記者會上出席了電影界的重要人物，如王童、侯孝賢、王小棣、李烈、杜篤之、王珮華、石雋和電影資料館歷任六位館長。大家對於台灣電影行政中心終於「媳婦熬成婆」感到欣慰。二十多年前的計畫始終難產，十年前決定地點座落於新莊。國家電影中心多次期待又落空，公共電視的策展人王派彰在接受Funscreen採訪時表示，電影中心的成立只是一個機構，對於未來是否能夠協助政府了解產業現況，進而改變產業結構，仍有待觀察。

重要推動者也是台灣電影新浪潮的發起者侯孝賢導演說：「如同美術館和博物館，必須要讓下一代學會接觸電影美學，電影院或是小眾藝術空間才有可能慢慢自給自足」，背後顯現目前台北數間藝術電影院，如光點台北、華山光點、松菸誠品電影等播放藝術電影空間，尚需要財團或是政府支持，而未來即將成立的「國家電影中心」在短期之內，也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資金。文化部長龍應台主張「電影是國力的象徵」，未來會將原有國家電影資料館功能強化、擴大組織、增加教育推廣與海外行銷功能，預算也由原本的每年四千萬提高到一點七億。

對此，筆者認為以國家資源大規模支持「國家電影中心」已經是落後其他亞洲國家，且為迫在眉睫的緊急任務。電影的美學價值悄悄被鬆動，尤其是藝術電影拍攝成本高。科技日益進步，拍攝的門檻越來愈低，當人人都有一台智慧型手機，短時間可以拍攝、剪接並上傳時，「微電影」成為年輕人初步接觸電影的橋梁。然而「微電影」是電影嗎?這個問題想必會引起不同的爭議。拍的人變多了，影像美學標準會不會因此而降低?侯孝賢認為「拍電影不如想像中容易，就像寫小說一樣，寫的人那麼多，但是能夠堅持到底且成名的卻寥寥可數。」

曾任電影資料館長的黃建業說:「台灣新電影在世界的重要性跟時代有很大的關係，當時台灣剛剛戒嚴，民間瀰漫著蠢蠢欲動渴望解放的慾望」，因此在電影中可以感覺到台灣文化的苦悶和悲情。物資不豐的年代，加上西方吹來現代主義的風潮，台灣導演創造出的美學能量令人驚艷。只是，上一個時代悄悄過去了，新世代風起雲湧地席捲而來，「國家電影中心」從財團法人升格為國家單位，象徵一種遲來的徽冕。當國際重要影展莫不肯定台灣電影的獨特性，台灣學子卻覺得始終有道厚牆。

侯孝賢認為這和教育有很大的關係「我從小喜歡文學和電影，這兩種很不同，後者是感官直接的刺激，前者是間接想像的引導」。原來閱讀帶給導演的想像空間，讓他在拍電影時，更精準抓到自己想要的感覺。然而觀賞電影時應該具備怎樣的時空條件呢?一般人覺得只要有一部放映設備(多數是電腦)，和一片DVD光碟就算是看電影了。對侯孝賢來說，這頂多是看電影的故事；周邊的細節並沒有被融入為「觀賞電影」的美學。大銀幕的畫面、聲音和視野，結合五感的體驗饗宴，才是真正藝術教育該有的準備基礎。

筆者認為「國家電影中心」的設立，代表一個時代對於電影的目光。過去只重影片內涵，不重資料庫門面的謙遜性格；轉渡為受到國家肯定的中央機構，象徵經過數十年，文化累積的厚度和資產。然而必須謹慎的是，當藝術與政治掛勾或交互影響時，電影不再擁有自由創作的彈性。聰明的文化部將導演悄悄收編，自由的國家重視多元的聲音，不自由的極權，電影將成為為政策發聲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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