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撰文／郝妮爾
2010年，「四把椅子劇團」受台北藝術節之邀，演出《等待窩窩頭之團團圓圓越獄風雲》——光聽劇名就知道這戲有多鬧。劇情是導演許哲彬結合當紅影集《越獄》、經典荒謬劇本《等待果陀》以及當時最夯的時事團團圓圓，與眾演員們集體創作的作品，就想試試這樣大玩特玩的結果如何？未料佳評如潮。
「在那之後，就有一些人開始邀請我，說想要一起做『喜劇』。」許哲彬說：「可是——喜劇是什麼？我不會啊。」
與其說他不會做喜劇，不如是說他對中文充滿限制的詞彙厭煩。所謂的喜劇，是否代表著背後必然存在著反面的「悲劇」，然而悲喜相棲，禍福相倚，大多快樂的情節總讓人掉下眼淚，而悲傷的故事也時常讓人捧腹大笑，何必得用這麼限縮的字詞來定義某個劇種呢？
「那些都是為了討論才講出來的話，所以不精確。」他頓了會兒，再說：「我覺得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臺灣的表演藝術圈一點都不多元，所以才能這麼輕易被標籤化。」
（許哲彬｜攝影：郝御翔）
大約是從2015年的《全國最多賓士車的小鎮住著三姊妹（和他們的Brother）》起，許哲彬與劇作家簡莉穎展開了合作默契，包括接下來的《服妖之鑑》、《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以致今年11月將在台中歌劇院首演的《遙遠的東方住著一群鬼》等等作品，幾乎都是甫上架就一票難求，火熱程度簡直超級巨星來台開唱的瘋狂等級。
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這位年輕的劇作家簡莉穎身上，深受她多變的風格、一針見血的社會觀察、與流暢且富靈魂的對白所吸引，少有人直接提及導演本身。也因此讓我卻不由自主地想更加認識這位「隱身」的導演。
這是我唯一會做的事
許哲彬猶記他當年考大學時，只有兩個目標：一是國立，二是在台北。
「我記得填志願的時候也填了日文系、廣電系⋯⋯至於戲劇系，只是看到有些課程感覺還不錯，就一起填了，根本不知道那在幹麻。」許哲彬自嘲大考運極差，最後除了台藝大戲劇系，其餘全都落馬，索性硬著頭皮念了再說。為此，上大學前的暑假還去台北看了人生中第一齣戲。
「第一次看戲經驗覺得怎麼樣？」我好奇。
「覺得⋯⋯自己前途堪憂。」他說。
他不斷充實自己，整個大學生涯都花大量的時間跑劇場看戲，或者是打工賺生活費與戲票錢。大學一畢業便與同儕好友將「四把椅子」劇團立案，「每次人家問我們劇團名字由來？我都覺得很難為情⋯⋯因為一開始只是我們一群人的玩笑話，課堂呈現或發表都直接用『四把椅子』當作團名，誰知道亂講到後來就真的立案了。」
一切都是滾雪球的意外，包括後來去英國唸書的決定也是。他說：「一方面是想休息一下，一方面也是想替父母圓夢——他們覺得有個出國唸書的小孩滿自豪的。」許哲彬直白坦率，常言說的夢想、熱情，他都不很在乎。偶爾訥訥一笑，說其實很後悔沒有留在英國跑回台灣了，雖然在英國表演藝術環境人才濟濟，想要出人頭地相對困難，不過至少有機會。然而台灣的文化圈，卻像是所有人都一同陷入泥沼，想要施力也不知道該往何處用力。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繼續留在劇場呢？」我問。
「不為什麼呀，」他說：「這是我唯一會做的事。」
（許哲彬｜攝影：郝御翔）
不是因為熱情，也無所謂夢想
「我覺得在台灣，只要你是做藝術的，就很容易被放大檢視。」包括逢年過節親戚間的往來詰問，聽到他在劇場工作，無論是做什麼，都會投以不同的眼神，誇他勇敢追夢，說他熱情無限。
「可是——我大學就是念戲劇系，去英國也是學戲劇，既然如此，我現在做劇場這件事情有什麼好值得一提的？」許哲彬停頓一會兒，語氣和緩地說：「我沒有夢想，也沒有熱情，只是把這個當成是我的工作。也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要這樣。」
他在英國求學期間也頻繁地看戲，曾感覺過國外的月亮真的比較圓嗎？「坦白說，十齣有九齣都很無聊。景片從頭到尾都沒什麼動的也有，演員一直出來說話，故事才是主軸，表現形式的反而很少。」
西方的劇本傳統歷史悠久，有不少導演習慣將自己放在「第二作者」的位置，只力求將故事完整呈現在觀眾眼前。台灣反之，似乎有些過度強調導演的位置，也因此相對弱化其餘工作者（例如劇作家）的重要性。許哲彬說：「我認為⋯⋯導演就是要讓眾人一起創作，看看在這個空間的演員能夠激發什麼出來？設計師會萌生什麼想法？甚或是劇組裡的所有成員……每一個人在排練開始之前多多少少對劇本都有想法，不是完全的空白。」
讓劇作家站出來
所以，他談及自己的導演習慣，不談風格也不論技巧。比方說先前提到的「三姊妹」，有評論者在看完戲以後說這齣戲的導演「沒有炫技」，可是什麼是「技」呢？許哲彬認為，「寫實的文本」本身就是一種「技巧」－－或者該說，是一種「形式」，體貼著劇本所傳達形式概念，順其直覺行走，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硬是要添一些東西反而顯得不自然。所以在演員情緒激昂處、劇本跌宕起伏處，通通沒有燈光變化，場上唯一的兩個燈光cue 點就是「開演燈亮」以及「結束燈暗」。真要講風格的話，他的風格就是發現這個劇本的輪廓，並且讓所有的表演形式都化成一張薄膜去緊黏著這輪廓，視劇本為核心，考慮故事有沒有「被確實傳達」？而非「如何」傳達出去。
另一方面，他說：「我對簡莉穎的劇本非常有信心，同時，也覺得台灣也需要去重視劇作家這一塊。」
並非懷著什麼改變台灣劇場環境的野心，但綜觀台灣娛樂產業，無論劇場、影視，依舊是以導演為主為的行銷手法。台灣已然沒有歐美的文本傳統，特別是在劇場藝術這塊，總是一半改編經典、一半原創作品，這剩下一半的原創作品，還常常將劇作家的名字縮小再縮小（除了少數寫了數年、得了不少獎的作者之外）。若今天真能有一兩位劇作家在台灣開始被重視，長久下來，真能夠激勵整個編劇產業的旺盛也不一定。
（許哲彬｜攝影：郝御翔）
球來就打的偏執
不過話說回來，從事藝文產業，難道真的不會希望自己的付出被看見嗎？講得更白話一點——「你真的不在乎自己的名氣嗎？」
面對這個問題，許哲彬說：「我覺得，當作品被重視的時候，也就等於我被重視了。」他不喜歡拋頭露面、也不擅交際，至於人家說的「沒有功勞也有苦勞」之類的話，他也笑笑說：「說到苦勞，我覺得最苦的都是演員。常常覺得讓大家聚在一起做戲很對不起他們，（甚至可以說是）浪費大家的時間。因為我真的不知道結果會是怎樣。」
他說自己的排戲習慣，是進入正式排練狀態的前，會花好長好久的時間彼此閒聊。
「這是因為排戲之前想要了解每一個人的特性嗎？」我又問。
「沒有欸，」他笑說：「純粹是有時候我真的不知道今天要做什麼。」他半是認真半是戲謔的回答。說自己不是權威式的導演，喜歡眾人一起思考，共同激發。如果問到形式、技巧或者每一次做戲的重點方針，他一概直接了當的回答：「不知道，沒想過。」他想了一會兒，又補充說道：「應該是說，每個人偏執的地方都不太一樣，我的話，就是球來就打，不會多想。」
（許哲彬｜攝影：郝御翔）
更悲觀更要
直到訪談最後，他都將所有成就好戲的主因推給劇作家，並說：「我也不知道最新這齣戲會不會好看耶⋯⋯不過如果是好的劇本，應該不管怎樣都不會太差。」
雖是這樣說，他依然繼續與不同的演員合作，在設計理念上堅持與文本畫面契合，將故事的本質設為優先，將自己導演的位置繼續稀釋下去。
「我覺得，我是屬於積極型悲觀的那種人。」他替自己下了一個小小的註解，微笑作結。
奇怪，明明是有些妄自菲薄的結論，卻怎麼讓我覺得熱血沸騰。大概是想起了詩人李進文的作品：「更悲觀更要早睡早起，細細感覺自己／戒掉一直說對不起／戒掉仰望上蒼／世間再大的難關／只是宇宙健行時一次破皮」。
處在這資源困窘的環境，無法停止自我懷疑，無法昂首稱許先前的努力，依舊孜孜矻矻地尋找生活下去的方式。不只表演藝術圈如此，所有與體制碰撞、在自己的專業裡鑽研的人興許都有此感慨。
許哲彬身上好像從沒沾染過一點點藝術的傲氣，彷彿自助餐店的主廚每日料理菜色，倘若有人誇讚：「這菜好吃！」他大概眉頭不抬一下，只道菜的本質好，怎樣料理都不會錯。況且——「把這件事情做好，是我的工作不是嗎？」
嗯，大概就是這樣的導演氣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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