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按：原作者擬定標題是〈《服貿》對臺灣文創產業的衝擊〉，但文創產業的範圍廣大，係指的是｢源自文化創意累積，透過智慧財產權的形成與運用，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提升的行業。｣在2010政府公報中列舉的文創產業內容共包括有15種，以及其他中央機關指定者。其中，在《服貿》簽訂後，可能造成立即性衝擊的應屬｢出版業｣。因此二度改寫時決定將本文改作〈《服貿》對臺灣出版業業的衝擊〉，重點討論《服貿》對於國內出版業者的影響。
在《服貿》中明確指出，印刷及其輔助業對於中資企業｢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設立合資企業，提供印刷及其輔助服務。大陸服務提供者限投資臺灣現有事業。大陸服務提供者總股權比例不超過50%。｣因此，本文主要是針對《服貿》對臺灣在出版作業中環環相扣的｢印刷及其輔助業｣，期能廣集各方學者專家意見，由印刷、版權、通路等與出版息息相關的各方面觀察、說明，反映國內出版業者對《服貿》內容引發的憂慮與建議。
站在出版隸屬於文化政策之一環的角度，《服貿》則屬兩國之間的重大協定，今日兩岸分屬於不同政治體質的國家，兩岸分治的特色，同時也提醒了我們看待《服貿》，這不只是簡單的經濟問題—｢面對服貿中國因素，臺灣不應犧牲民主價值｣，因此，本文另撰以〈服貿面面觀〉作為其中一個段落的次標題，提供讀者在經濟之外，另一個解讀《服貿》的視角。
社會、經濟、政治．《服貿》面面觀
去年6月21日，兩岸海基會與海協會雙方經協議後擬定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明列兩岸服務市場開放清單，旨在為兩岸服務業合作提供更多優惠和便利的市場開放措施。其中，中國對臺開放共80條，臺灣對中國開放共64條，雙方市場開放涉及商業、通訊、建築、分銷、環境、健康和社會、旅遊、娛樂文化和體育、運輸、金融等行業。囊括了生活基本的需求食、衣、住、行、以及部分的娛樂產業，有識之士憂心，在不久的未來，國內即將充斥著中國製造的服務與商品，《服貿》將對臺灣原有的產業架構與民生等產生難意料的衝擊。
在海基會與海協會雙方會後，隨一連串民間反彈聲浪日漸擴大，原內容不涉及法律層面，只需送交立院備查的《服貿》在社會普遍憂慮下，朝野兩黨改傾向以「實質審查」的模式，逐條討論，進行審慎的評估。然而《服貿》在今年3月間的發展卻出人意料，這場原先達成共識的「實質審查」，在執政黨要求「包裹表決」的但書下，不幸淪為｢是非題｣，襲奪去原在審查模式下預期的理性的討論空間。執政黨團不只一次表示，｢去年簽好的協議，如果只針對其中部份內容做調整，無法向對方交待，所以到了最後表決的時候，必須不是全部照原案通過，就是全部被否決。[1]｣
另一方面，執政黨挾立院多數席次的比率，在今年3月18日的委員會中，甚至以｢黑箱作業｣的手法，企圖強行通過《服貿》。此舉終於引爆了社會長久以來積蓄的不滿、的疑慮；在野黨與反《服貿》的學生們，佔領立院靜坐抗議，直指｢黑箱作業｣的手法違反程序正義，在｢太陽花學運｣的推波助瀾下，更多人不只發現原政策失當，更驚覺在經濟之外，《服貿》背後另一個幾包藏不住的政治野心。
現客座中研院擔任訪問學人的漢學家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認為，臺灣首先應從政治的高度理解《服貿》協議對北京政府的意義，因為｢面對服貿中國因素，臺灣不應犧牲民主價值｣。特別是今天共產黨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歐洲、南美、北美、非洲—都是想利用它的政治與經濟力量，去擴大自己的影響，削減其他國家的人權意識與民主政治。因為自由與民主—作為一種體現社會共同價值觀的｢軟實力｣正是足以威脅北京政府的潛在力量。
步入21世紀以來，在世界各地我們都能看到中國崛起的跡象，中國崛起的內在意義是，它挑戰了昔日自由與民主成就一個強國、大國的必要性。在北京政府眼中，自由與民主是一套來自西方的價值觀，未必具有普世性的價值。林培瑞進一步指出，北京政權就是想要借由服貿，將其影響力進一步擴張至臺灣，以便對臺灣施加壓力，因為臺灣政黨輪替促進國家體質邁步民主化的結果，那正是北京世界觀裡的一根｢肉中刺｣，由政治的觀點看《服貿》，北京最終的目標希望《服貿》在促進經貿交流的同時，源源自中國而來的服務與商品能最終能帶領臺灣走向「香港化」[2]。
著名文化人詹宏志曾在〈美好的讀書之地〉提到：「歷史上，印書、出書最自由的地方經常成為百家爭鳴的文藝復興之地。[3]」這當然不會立即使我們聯想到對岸的香港，在佔領立院的抗爭中，更不時可看到前來聲援的港生，高舉標語寫著｢我是香港人，請臺灣踏在我們的屍體上，想你們的路！｣港生的怒吼從反面提醒了臺灣，的確，香港曾生龍活虎般地左右全亞洲的輿論市場，然而香港此刻的景況如何呢？
在林培瑞教授看來，香港是受共產黨的「和平演變」較明顯的例子之一；而這一點，在新聞自由上最能看得清楚。在1997年以前，香港媒體享有高度的自由，書店中琳瑯滿目的報刊、出版品反映著時下社會多元、自主的聲音，包括鄰近的中國共產黨、臺灣國民黨都曾在昔日的港媒上隔空對談，香港適時成為一座溝通不同理念的橋樑，並且帶動了輿論市場的繁榮，任何在亞洲重大的投資莫不經過香港，因為它正是了解亞洲的窗口。然而，香港作為｢亞洲之窗｣的幅度，卻在1997之後明顯萎縮，尤其在媒體傳播方面。北京政府基本上以兩種方式去影響新聞自由。首先是購買媒體，然後對買不到的媒體採用商業力量施加壓力，壓縮生存的空間。第二，北京另一種更有效的方法則是針對個別記者、編輯製造「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也就是利用各種威脅手段，讓說真話的人必須付出代價，包括｢六四｣、｢臺獨｣等敏感的字眼，字裡行間都可能衝撞審查邊界，引發不必要的麻煩，媒體說謊漸變成「很自然的生活方式」，北京政權如神一般，成為不可攻擊、批評的對象，因為今日的香港以北京之是非為是非，早喪失去新聞自由的主體性[4]。
對比臺灣，我們現階段最值得珍視的，正是一種現代文明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新聞自由恰為一個衡量這一個現代文明能否充分實現的指標，當《服貿》可能改寫我們的生活方式，造成部分媒體｢說謊｣時，｢今日不站出來，明天站不出來｣，或許這才是港生聲援臺灣｢太陽花學運｣最深沉的原因。
《服貿》對臺灣出版業的衝擊
在臺灣，2012年甫成立的文化部順應全球化的挑戰，整併原屬新聞局掌管的出版、傳播產業成為轄下重要的業務之一。文化部的這項動作，間接說明了一個現實—報紙的數量、新聞的品質、言論的公正與否，都是文化政策中重要的一環，對外有助於國家品牌形象的建立，加深民主作為一｢軟實力｣對中國的影響力，並在新一波的競爭中取得更有利的位置；對內則確保國內出版業的生存，文化政策對書籍、報紙、新聞等傳播媒介的發達與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決定了業者與中國競爭的格局。但在《服貿》中，政府無視於出版作為一個特殊的，由出版、印刷、發行、零售等四大板塊環環相扣的產業結構，在協議中對中國開放了印刷業；事後，又欲以對總體經濟｢利大於弊｣一句籠統的標題蓋過。這項政策可能對出版業造成怎樣的衝擊？我們可藉由檢視官方的三點回應，逐步釐清，突顯這項衝擊的｢弊大於利｣。
綜攬出版業務的文化部宣稱—
一、目前開放的部分只有印刷業，並沒有開放出版業。
二、政府雖然開放陸資進入臺灣印刷業，但已加上「不得兼營出版發行與零售」的但書，由文化部把關。
三、政府也已取得大陸承諾「簡化臺灣圖書進口審批程序」，讓臺灣圖書享有快速便利通道進入大陸市場，產生新的商機[5]。
文化部同時強調，他們會負責盯緊陸資印刷業「不得兼營出版發行與零售」，擔任前國策顧問同時熟悉國內出版生態的郝明義指出，事實上，政府在這次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中，已經對大陸全面開放了「批發交易服務業」、「零售服務業」與「經銷」[6]—在「批發交易服務業」中，有但書的是「武器警械及軍事用品、農產品市場交易法所稱之農產品批發市場除外」。此外全部開放，其中當然包括書刊的發行。此外，在另一項「零售服務業」中，有但書的是「武器警械、軍事用品、藥局及藥房除外」。此外全部開放，其中當然包括書刊的零售。
從條文中讀者不難看到，政府在對中資開放「批發交易服務業」、「零售服務業」與「經銷」的時候，顯然意識到其中有些領域是要除外的，所以才把「武器警械」、「軍事用品」、「農產品」、「藥局及藥房」等危及國家安全和國人健康的武器、藥品等除外。但是閱讀一本書，不也關乎了精神糧食的攝取，背後影響的，更是一個國家的文化水準與品質。而出版的上下遊作業，正是精神糧食的生產與流通一個有形的過程，它是國家政策可供揮灑的著力點，然而政府對於開放中資參與臺灣精神糧食的生產與流通過程，顯然沒有整體的安全警覺與策略思維。《服貿》將著力的有利位置開放中國摻一腳，書籍流通管道的順暢與否，關係到言論自由是否得充分實現，對多元、自由的文化氛圍影響甚鉅。
對此，以郝明義為首的出版業者首先在去年6月26日 舉辦的記者會，聯合國內同業提出以下的聲明：｢精神糧食的生產與流通過程，由出版、印刷、書刊發行、書刊零售四個行業所構成。政府對於這四個行業不但沒有統整協調，甚至切割處理，企圖一口氣對陸資不對等開放印刷、書刊發行、書刊零售三個行業。這個過程完全黑箱作業，事前沒有公聽會，沒有評估對產業的影響，沒有爭取到對岸對等的開放，也沒有評估對我們社會的影響[7]。
聲明中透露對於社會的憂心終於在今年的3月衍成大規模的｢太陽花學運｣，出版業者更由自辦的公聽會場走上街頭，保護文化，反對箝制言論自由。自3月30起，在中山南路上可見有超過20個由公民團體架起的棚子，各團體透過發放文宣與聲援群眾的溝通，爭取《服貿》轉圜的空間。其中打先鋒的第一個攤位就是出版業。共有左岸、我們、允晨、紅桌、衛城、八旗、行人、前衛等超過十家出版社共同參與，在棚子前高掛「我是出版人也是公民」的標語。標語內容與文化部力倡公民文化權的施政目標適成諷刺的對比—｢公民在文化上有『滿地開花』式的普遍參與，才會有對社會、對國家的認同。因此，文化權若得落實，最大的獲益者其實是國家[8]。站在出版業者的角度上，這場抗爭無關兩黨政治的政治惡鬥，它結實地建築在對國家體質理想的追求上。
在中山南路現場的衛城出版社總編莊瑞琳認為，雖然這次服貿沒有開放出版業本身，但是印刷、翻譯、零售經銷都是出版業的上下遊相關產業，還是會威脅出版業的出版自由，更遑論這些產業的開放，無法改善出版業面臨閱讀市場縮小、電子書入侵等困境。｢無論是翻譯或是印刷，臺灣的品質都比中國好很多，為什麼還要引進更落後的技術？｣她並以版權買賣為例，在國際版權市場中，簡體中文與繁體中文是分開的市場，《服貿》很可能使簡體與繁體中文市場合併，讓簡中版奪取話語權。
莊瑞琳同時指出語言市場象徵的文化意義應該受到保護，例如國際知名的企鵝集團與德國藍燈書屋合作時，要求德國市場不能開放，只能開放西班牙與英國市場，正是因為各國都知道要保護自己的語言市場；因為，一個國家存在的終極目的不在政治也不在經濟，而是在｢文化｣。如果《服貿》不好好檢討，出對版業者的影響是深遠的，從選書到編輯等都將箝制言論自由。再以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Alfred Kissinger）的新書《論中國》（On China）為例，作者已賣出簡體中文的翻譯版權，但因為北京政府認為書中部分內容敏感而遭刪除，甚至威脅作者不準販賣繁體中文版，因為繁中則不受中國出版標準控制，或可能讓中國讀者閱讀到完整的敏感內容[9]。
這裡，政府藉由對傳播工具的宰制與獨霸，凸顯了｢媒體近用權｣（the access right to media）在現代社會日趨重要的事實。所謂｢媒體近用權｣就是｢依據公平的原則，讓每一個人與多元的社會團體，均有機會在報紙、電視、廣播上發表自己對於公共議題的看法。[10]｣季辛吉《論中國》一書簡體版遭刪除部分章節的事件，正說明了中國是一個缺乏｢媒體近用權｣的國家，凡屬｢知的權利｣在中國簡直是一種奢侈；讀者不能以公平、對等的角度要求｢媒體近用權｣的實踐；相反地，在中國讀者必須等待官方先入為主的審查。而除了被動的｢知｣以外，｢媒體近用權｣還強調了你我有權利透過媒體伸張不同意見。換言之，政府應該開放、鬆綁出版 發聲的一切媒介，讓有需要發聲的社會大眾得有機會撰寫內容，製作節目。
對比中國，我們看到的往往是反例，所有不利於百姓的新聞與報導，常常受到官方控制，以致至今我們仍無法清楚｢川震｣確切的死亡人數。中國當代藝術家艾未未曾嘗試做過一項行動，目的在蒐集事發當時的死亡人數，共計找到5,212名遇難學生名單，隨後即遭當局嚴正關切，逮捕。出獄前夕艾詢問獄方是否清楚政府關押他的原因，對方告訴他，｢不知道｣然後轉頭反過來恐嚇他，｢但你要知道我們可以隨時逮捕你！｣艾未未與獄方簡短的談話，暴露了｢媒體近用權｣在中國的官民之間是如何危險的一條邊界。
反觀臺灣，由於資訊與意見的交流活絡，繼而帶起的社會運動在街頭風起雲湧地展開，｢太陽花學運｣已為這一個時代打上一記鮮明的｢印象｣，它體現了民主與自由的概念成為社會文化共識的事實—讀者與出版業是否享有｢媒體近用權｣與服務，便成為了這一個時代一項重要的課題，這是任何國家無法迴避的；更是《服貿》中我們必須要政府正視的—不要因此削弱臺灣社會成熟的｢媒體近用權｣。
出版業生態反映臺灣的生活價值與風格
出版業者對於｢媒體近用權｣的憂心，反映了社會對於《服貿》與執政當局的不信任之一端，出版業與其他的百業一樣，皆認為《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絕對不能備查，必須實質審查（非一黨挾多數操控議事的｢包裹審查｣）、逐條表決。有些產業開放條件談得好的，就開放；有些不能接受的，就該刪就刪除，以讓《服貿》成為一個為臺灣百業著想、｢量身設計｣的政策，而不是站在一個自己為是的高度，盡以｢利大於弊｣的說詞蓋過。
如果，政府能自學運中傾聽臺灣公民的聲音，在同和對岸談判的過程中，為出版上下遊爭取到相互對等而適當的開放配套措施，那麼以臺灣自由、民主的社會環境，以及多元、自主的出版風貌，將不只在本土可以面對任何來自對岸的競爭，進一步擁抱對岸的出版品融入國內的閱讀生態，甚至將有機會到中國開展新的市場腹地，與彼岸的讀者分享我們的創作、出版成果，以及我們所相信的生活價值與風格。
註釋
[1]關於執政黨團對於院會中協商《服貿》意圖行使的操作手法，轉引自郝明義，〈我們來拯救自己安身立命之地〉http://savetaiwanreading.com/
[2]上述論點參考，〈美國漢學大師Perry Link：面對服貿中國因素，台灣不應犧牲民主價值〉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331/370729/
[3]詹宏志，〈美好的讀書之地〉，《壹週刊》632、633期。轉引自老貓〈台灣出版業真正的威力是什麼？〉http://www.contnt.net/2013/09/the-advantage-of-taiwan-publishing-and.html
[4]同註[2]
[5]同註[1]
[6]同註[1]
[7]〈《兩岸服貿協議》對台灣出版及閱讀生態的影響──調查採訪及公聽會綜合報告〉，頁7。http://savetaiwanreading.com/savetaiwanreading_report.pdf
[8]文化部擬定的四大施政目標詳見http://www.moc.gov.tw/about.do?method=list&id=4
[9]上述莊瑞琳女士的觀點，參考自〈【公民憲政大道】出版業：保護文化 反對箝制言論自由〉https://www.facebook.com/pnnpts.fanpage/photos/a.445004823832.218601.335636328832/10152389132748833/?type=1&theater
[10]關於｢媒體近用權｣的解釋，係參考蘇蘅，〈公民V.S.消費者—媒體近用與普及服務〉，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暨發展中心、律理法律事務所編，《千禧年法治的回顧與前瞻》（台北：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研究暨發展中心），頁97-138。
圖片說明
來臺聲援太陽花學運的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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