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一
刺客手握長劍，孤身一人面朝宮廷寶座上的始皇帝，他謹慎向後挪移，這腳步輕地有若優雅的貓，遺憾刺客早痛然錯失暗殺的最佳時機，連同這優雅的步伐無不透露出一股莫名的狼狽。眼前的禁衛軍團手執兵器，只候指揮一聲令下，不一時箭矢漫天嘎響，飛朝刺客隱遁的方向而去，大片黑壓壓的箭影掩沒了原本燦藍的天色，並迅速地收拾了這場危機。這是可能電影《英雄》中最扣人心弦的幾分鐘（圖1）；導演張藝謀不借助任何的對白，唯有刺客緩慢撤退的一陣沙沙的腳步，刺客腳底下規律的節奏一面透露他本人高深莫測的功夫，更襯托出此人的決心，死有何懼！另一頭，禁衛軍團規整的步伐由遠及近，一聲強過一聲，刺客再非凡的決心仍不免掩沒在這國家機器運作的巨響下，終至被無聲的摧毀，僅剩下廣場中｢咻咻｣的幾陣風煙，然接下來片尾的幾句話，卻不免讓在場觀眾嘩然不已—｢秦始皇一統天下，修護長城，護國祐民。｣
儘管張藝謀事後於記者會強調｢藝術無關政治｣，觀眾不應從《英雄》論斷本片是否另有所指。然而張藝謀在口頭上阻絕了藝術與政治可能的交會，未免輕視了片尾中出現的萬里長城，亦顯示出作品力有未逮的一端—《英雄》顯然無法有效地調合如萬里長城般複雜的符號。長城作為團結中華民族的最大公約數，巍巍橫亙於關外，向裡頭連繫起各個不同的族群，塑化為中華民族，此漫長的過程中，自長城自興建以來，即存有兩套不同的理路，無數來自政府官方的敘述中，長城一再地被美化，終成為民族歷史榮耀的象徵；但存在民眾的記憶中，長城卻有可能結合孟姜女的傳說，成為政治暴力的標誌（圖2）。無疑張藝謀製作《英雄》選擇的是前者，但他同樣以萬箭齊發的壯觀場面描述令人無法抗拒的政治暴力，更使得《英雄》將長城視作歷史榮耀的選擇頓時出現裂隙。如是，導演在記者會中的發言某部分當是對的，《英雄》將歷史榮耀與政治暴力並舉，各給了相當的發言空間。導演自然預期這部作品不是另有所指，而是相反地，《英雄》尊重來自各方面的意見。至於另外一部分錯的，或是這個觀看角度本身，它忽略了電影中重要的主題—暗殺。
二
自03年的《英雄》以來，華語電影市場上一時出現了許多以暗殺為題材的大片，儼然自成一股｢暗殺熱｣。如《十月圍城》企圖暗殺孫中山，或者《風聲》開頭即延續《色戒》未完的故事，開展一連串特務針對偽日政權的暗殺行動。這幾部大片的歷史舞台不約而同地指向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其實並非偶然。然而本文關心的並不是暗殺中諸多令人髮指的、匪夷所思的行動與細節，而是基於一個來自觀眾的假設，視電影—第八藝術為｢文本｣，而不是真實的｢史事｣。文本顯示的不是客觀現實，文本是不同社群對自我生存處境的主觀認知，它包含各種的表達與記憶。換言之，暗殺行動是我們對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獨特記憶，而這個來自文本的假設，遠更引人爭議的是，筆者以為，它也包含了電影製作人對於當代景況微隱的表達，因此遂有了本文的第二副標題—｢第八藝術的政治表達｣
忠實的觀眾猶當記得，從《色戒》以至《十月圍城》，混亂的時代背景，每每為暗殺行動鋪陳合理的動機。與電影中混亂的時代背景兩相呼應的，則是二十世紀初期普遍流行的一種無政府主義（Anarchism，或直譯為｢安那其主義｣）。無政府主義首見於俄國大革命，無政府主義旨在號召有志青年，反抗政府壓迫，追求自由、平等、合作之理想生活的實現。但是放諸實際操作，卻往往不擇手段，常與恐怖活動掛勾，為原本追求理想生活的宗旨添入暴行的實質。
以無政府主義作為改革政治主要訴求與主張，對二十世紀初競爭日趨白熱化的國際社會而言，不啻是一劑猛藥，在中國同樣引發正反兩派的辯論；其中支持者認為，若是成功暗殺了一名政府要員，便有可能激發上位者做出有利眾生的改革，這使得改革的願景日趨宏大，暗殺的層級隨即不斷升高。無政府主義成正比的恐怖邏輯在《英雄》裡已做了有力的回應，秦始皇與刺客二人的生與死，一舉一動，無不維繫了天下蒼生幸福的願景，弔詭的是，唯恐性命不保的秦始皇同樣也在危急一刻規模出蒼生的幸福願景，企圖爭取時間，終使得刺殺行動徹地底翻盤。其中張藝謀設想的情節，除了太史公之《史記》可能提供必要的張本外，刺客與秦始皇對話中，二人動輒｢國家｣、｢人民｣的談論，每每將人物跳脫出原在數千年前的歷史，重新投入近代以來的時空，亦在在使人比附起民初著名的小說《東歐女英雄》。書中的蘇菲亞（Sofya Perovskyaya，1853-1881，圖3），作為支持無政府主義的有志青年，她在俄國大革命中的關鍵角色，更提供了後人可資參考的典範。
蘇菲亞暗殺沙皇之行動堪比伏擊秦始皇的張良。蘇菲亞拿捏準了沙皇隊伍將行過冰封的河流，她夥同友朋在沿途投擲手榴彈，事後功虧一簣的結果，反讓蘇菲亞在受審過程中知名度大增。蘇菲亞事蹟經由日本傳至中國，乃有作者起意撰寫女英雄一書；而蘇菲亞的形象，或許更類似《風聲》中身處情報戰中心的主人公（圖4）。對崇高理念的堅持遂使得她們罩染上一層英雄般的色彩，與民初新女性的風潮遙相呼應，《風聲》不斷藉女主角英勇的行動暗中打擊、挑戰傳統的男性自尊。其中導演陳國富選擇女性達成任務的獨特眼光，則引人進入當時中國國事荒唐的窘境，迄晚清無數的知識分子投身無政府主義，爭取改革無望後，導致多數人選擇逃避現實的側面，他們深信或催眠、幻想自己相信，全憑一位女子的暗殺行動便得以承擔一新天下的重任。
當時為數不少的海外留學生更可能如前者般的｢深信｣， 以至｢浪漫得無可救藥｣，包括至今耳熟能詳的秋瑾（1875-1907，圖5）。一九0四，時在日本的魯迅（周作人，1881-1936）便以為秋瑾之所以革命失敗，遭清廷逮捕，就義，全肇因於年前秋瑾在日本公開演講時獲得在場留學生滿堂的喝采，眾人｢浪漫得無可救藥｣，一同把秋瑾過度地神化，魯迅因此向朋友說道，秋瑾她是給｢捧殺的｣！
一如魯迅口中諷刺、露骨、尖酸的話語，自然不易改編成電影般討喜的題材，但魯迅過分地現實亦導出了重要話題，轉成為另一類作品關心的重點—一廂情願的暗殺行動往往導致悲劇性收場，與其寄望一人，不如塑造一種舉國的共識形成革命的氛圍，以求推翻現有的統治。觀眾於是看到了另一類的《十月圍城》中的孫中山先生。
電影虛擬一九o五年十月間，先生來到英國統治的香港，改組同盟會，尋求海外華人支持，意圖形成一種國際性的輿論氛圍，強調革命勢在必行（圖6）。清廷獲悉後，派出殺手，前往香港埋伏暗殺先生。《十月圍城》至此，一反了前者由人民暗殺政府要員的公式，一新同類電影的節奏感；而政府本身主持暗殺行動，則意味著拒絕讓步！
至於，如《色戒》背景中二大勢均力敵的政府組織—偽日政權與國民黨政權間的情報戰，雙方你來我往的暗殺行動則無異於一場難以化解的膠著。《色戒》改編自張愛玲原著的短篇小說，主人公將執行暗殺行動，和偽日政權周旋的過程笑稱｢作戲｣，而她好比那個身不由己的｢戲子｣（圖7）。眾所周知，張愛玲（1920-1995）部分的作品難脫濃厚的自傳色彩，張愛玲昔日的海上戀人即是著名的｢漢奸｣胡蘭成。因此《色戒》的情愛不僅影射國民黨與偽日政權一時勢均力敵、膠著難解的關係，同樣也有為張愛玲本人開脫的意思。正如她一再強調的｢戲子｣，劇本當指背後的這個大時代，而張的愛情則無奈地被推向前來。李安極盡揣摩張愛玲複雜、矛盾的情緒，如此豐厚的劇本遂給了演員相當發揮的空間，但李安坦承，這是其中經營最艱難的一段—中國官方不斷要求導演修改劇本，因為中國毋須對日本妥協、上床，也不允許一點的複雜、矛盾。
李安拍片期間遭遇的困難，坐實了本文開頭富爭議性的假設，電影包含了製作人對於當代景況的隱約、曲折的表達。作為第一觀者，審查《色戒》的中國當局，相當明白這一點，儘管電影的時代背景在政治混亂的民初上海，這所｢冒險家的樂園｣似乎蘊含有無限的可能，但囿於眼前中、日緊張的國際關係，使得電影的尺度亦隨之縮減，日後在中國上映的版本甚至剪掉了三場李安以為重要的｢床戲｣。
沿著此一假設，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地對前述的《十月圍城》加以發揮。本文以為，其中的清廷與先生，無非是黨中央與香港間曲折微妙的縮影。儘管黨中央一再意圖消滅香港人民自主的聲音，然而香港十九世紀以來國際化的環境與資源，本身即是一個存在多種聲音的複合體，猶若《十月圍城》中前來保護先生的各方好手，香港多元化的景觀同樣保障了民主生存的機會，遺憾仍難脫黨中央嚴密的監視與殺機，有如｢圍城｣。而另一部《風聲》中的潛伏的殺機，則在塑造女英雄的安排中，成為當代提倡男女平權，以致競爭發言權的縮影；《風聲》亦隱射了部分男士恐懼陽痿的焦慮，因為女特務總神出鬼沒地在各種場合執行暗殺，藉著暗中搞鬼，分食掉原本男性認為理所當然的情報、的資源，雙方你來我往的暗殺於是隱射了此競爭過程中不為人道的一面，成為富有新意的動作。
三
反觀台灣，與上述的港資、中資電影作品相較，儘管多數人普遍對眼前政治深感到失望，淪為無感。然而從這個失望以至無感的過程中，我們竟然無法在國產電影中尋求到任何有關的訴求（其中唯一一部以暗殺為題材的《彈道》還是由香港出資拍攝）。往好的方向來說，台灣出產的電影亟力與政治劃清界限的做法，確保了藝術本身的純化，但過度的純化又往往使得觀眾猝難理解。以致我們必須｢向自認清新的小毒瘤開炮｣，要求｢回歸現實生活｣！儘管這一類的檢討不時地浮出檯面，但國內電影市場在政治無聲的默契下，終還是遭同類的港資、 中資電影趁虛而入，自是大大地弱化了台灣從事政治表達的機會。
或說，除了電影之外，台灣不是沒有政治表達的管道，但我們同樣不應略，電影作為第八藝術的特出地位，自形成一種參考的指標，同時多數人更對文化產業寄予厚望，期待其中的電影能形塑社會的境界、的品質。然而在近年來媒體上看到的政治表達卻是日趨脫序，有睡衣遊行，甚者玩命臥軌（圖8、9）。在眾多脫序的政治表達下，觀眾已看不見崇高的訴求，反而諷刺地演示了大眾參與的通俗文化不外乎色情與暴力的一面。這足以再次讓人反思藝術的各項功能，以本文提出討論的作品而言，藝術本身即發揮了優秀的加分效果，終將訴求帶往更高的對話層次，甚至較社會運動更加實際地，改變了觀眾對於歷史事實的認知，猶如暗殺行動般，自帶有一股曲折而深刻的力道！而今從電影市場中的｢暗殺熱｣，我們乃再次碰觸了當代活絡的政治觀點，以及台灣在此對話中的沉默表情。
圖片說明/圖片來源
圖1/電影《英雄》中，暗殺失敗後遭禁衛軍團圍剿的刺客無名/http://img.funshion.com/attachment/images4/32/200482223547.8751435.jpg（2013/4/27）
圖2/萬里長城作為著名的政治符號，長久以來即存在兩大不同的解讀方式—或謂中華民族之榮耀，或代表政治暴力/http://www.sucaitianxia.com/Photo/pic/201005/greatwalls01.jpg（2013/4/27）
圖3/支持無政府主義，以暗殺手段行刺沙皇的東歐女英雄蘇菲亞（Sofya Perovskyaya，1853-1881）/http://the100.ru/images/womens/id893/3623-1235636527757e.jpg（2013/4/27）
圖4/電影《風聲》中，身處情報戰中心的主人公顧曉夢，對崇高理念的堅持遂使得她罩染上一層英雄般的色彩，與民初新女性的風潮遙相呼應/http://iriselement.zzl.org/photos/20471.jpg（2013/4/27）
圖5/推崇激進的無政府主義的秋瑾（1875-1907）。1905年，攝於東京，身著男裝，煥發男子氣概/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著，溫洽溢譯，《天安門：中國知識分子與革命》（台北：時報文化，2007），圖7。
圖6/可能激發《十月圍城》構思的一禎歷史鏡頭。坐者左起楊鶴林、孫中山、陳少白、尤列。拍攝地點可能在香港。其中坐於左三的陳少白是中山先生長期在香港的友人，1889年秋，中山先生派陳少白由日本往香港籌辦《中國日報》宣傳革命。1900惠州起義，中山先生曾試圖於7月16日乘船進入香港，但被香港警方監視不得登岸，迫於無奈，只好在船上舉行會議。《十月圍城》中山先生現身的鏡頭多船隻、碼頭，以至片尾一人遙望大海，儘管《十月圍城》故事為虛構，背後仍有許多現實的脈絡可尋/http://www.chiculture.net/0122/html/0122pic09807.html（2013/4/27）
圖7/電影《色戒》描述國民黨特務周旋於偽日政權間的情愛，忠實呈現原著者張愛玲複雜、矛盾的感情世界/http://blog.roodo.com/ely/4b395db3.jpg
圖8/民進黨於09年9月20日策畫的睡衣遊行。訴求「無能、停薪、反官僚」，因無能政府讓人民不安心，土石流來，只能半夜穿睡衣逃命/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752128933085&set=a.1752128333070.2084975.1534744753&type=3&src=https%3A%2F%2Ffbcdn-sphotos-a-a.akamaihd.net%2Fhphotos-ak-frc1%2F251190_1752128933085_4081369_n.jpg&size=640%2C480（2013/4/27）
圖9/13年2月5日，不滿勞委會堅持編列2千萬預算告勞工，以「紓困補貼實施計畫」變相施捨弱勢勞工，卻不願承認行政疏失，300多名全國關廠工人連線（全關連）勞工下午「蛋洗」勞委會抗議，隨後轉往台北車站「臥軌」/http://pnn.pts.org.tw/main/wp-content/uploads/2013/02/EDD_7471.jpg（2013/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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