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一
10月1日公布的〈第五十屆金馬獎入圍名單〉為台灣年度的影壇盛事，入圍名單甫一公布，首先即紙上演出了前哨戰。近年來國片大熱，在全台均締造可觀的票房，但在向以藝術成就論高下的金馬獎，市場大賣的作品卻頻頻缺席重要獎項。其中，一個比較值得觀察的例子是，同樣以辦桌為主題的《總鋪師》與《飲食男女》二部片，前者金馬獎只肯定了屬於後製的音樂部分，後者則橫掃當年各大入圍獎項，風光一時，相同的主題，卻在藝術成就上由金馬獎做出了兩極化的評價。另方面《總鋪師》無緣饜足評審的胃口，也使得金馬獎作為兩岸三地的影壇成就指標，頓時與本土性濃厚的鄉土題材脫節。
對《總鋪師》導演陳玉勳先生來說，想不必不會忘記，在青年時代深刻衝擊著他的那句在70年代高唱入雲的口號—｢最傑出的本土藝術家，也是最傑出的國際藝術家。｣隨之，我們看到的是，作為電影腳本的｢文字｣同樣在文學領域開展一場｢鄉土文學論戰｣，挑戰昔日中原大陸視點下的台灣社會。在今日電影上選擇鄉土與國際，對導演來說卻是藝術與票房間的選擇，濃濃的政治氣味已然消散。
試比較歷年來國片參與金馬獎的軌跡，《總鋪師》類似許多早期的國片對於親情抱持肯定的立場和信心，廚藝既是項家傳絕學，也正是維繫親子關係存亡的關鍵。而1994年上映的《飲食男女》可說是一大轉折，從原本重視血緣關係的農業社會轉向以名利聚合的台北，傳統的廚藝甚者引發父女間的衝突，而其中的男女關係同樣不遑多讓，與琳瑯滿目的食材，一動一靜，縱貫全片。與《飲食男女》作為對比的是，《總鋪師》女主角與乃父形影不離的互動，儘管父親已亡故，卻仍猶如上帝般地在全片中穿梭，分擔了起承轉合的任務。因此我們可以說，作為《總鋪師》父親的角色，他延續了那一股導演青年時代的本土精神，父親在國父紀念館前與女主角的｢神會｣，在鏡頭前，二人寫下了最濃重的一筆。
然而自二十一世紀以來，官辦的金馬獎則呈現了微妙的轉向，自中原大陸與台灣本土的論戰中，轉身面向國際社會，自視為國際社會的一員，這可說是自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後，台灣另一種參與國際社會的方式。回頭檢視｢藝術做為普世共同語言｣這項概念，對於主辦當局來說，作為第八藝術的電影，當然也是一項行銷國家軟實力的利器。至於在入圍名單中所呈現的導演與官方間存有二心的互動，則又曲折地影射了當代藝術的多元風貌。
二
在《總鋪師》中，導演陳玉勳藉影片挖掘在地辦桌文化的用心與立意。的確，自古以來，我們觀察到全世界幾乎每一種文化都藉著做菜和分享食物，把家庭和社會串連起來，社會習慣以大開宴飲的方式記錄重要事件，小至個人的家庭記憶、情感亦都和兒時的鍋碗瓢盆緊相依畏。學者以為，食物圍繞著團體運作的關係，大約發生在一萬年前，伴隨烹飪相關用具製作先後形成，當時已經有定居生活方式，先民採種植農作與馴養牲畜並行的生業，養活了部落的多數人。在｢民以食為天｣的需要下，飲食和繁衍、生殖相同具神聖的意味。
《聖經》紀錄的關鍵事件前後常緊接著一個宴飲的場合或過度，最知名如｢最後的晚餐｣，用餐完畢後，普世見證了一場超越人性的救贖，然而《聖經》情節的先後次亦也點明，神性的完滿無暇乃建築在餐食、儀式、慶典各個環環相扣的關節上，交由參與的人運籌帷幄。《總鋪師》作為電影非學術研究，導演無須在每一段劇情上滿足理論的需要，但對於關係生民的重大事件，從古至今往往｢英雄所見略同｣，在陳玉勳經營的電影裡，食物只是整個環節中的一個配角，重點在以人，以角色為主體的劇情穿插，再加上身受劇情感召的觀眾，隨影片落幕，它成功喚起了台灣文化價值的自我認同。
有關｢台灣文化價值的自我認同｣是在近年來隨政黨輪替一再被點醒的現象。認同形同政治操作的手段，一度使得對政治無感的多數青年對此問題感到相當厭惡，甚者認為多餘。但導演是否曾在電影中成功切割了認同與政治的關係後，又重新建構了一個政治之外的新管道，吸引觀者對於台灣文化的認同？
我以為在《總鋪師》中，陳玉勳他從來沒有施展過如此高明的手法；《總鋪師》重新為我們複習了過去著名的新聞事件。片中象徵台灣文化價值認同的｢總鋪師決賽｣選在國父紀念館，當著 國父中山先生的面前告訴他台灣的樣子，是國民都好｢菜尾殘羹｣和蛋炒飯。孫中山、｢菜尾殘羹｣加上蛋炒飯，如此的組合，某種程度上表現了後現代｢反價值｣的傾向，和日前民進黨主政時選擇在中正紀念堂的 蔣公銅像面前放風箏，藉各種造型各異的、充滿童趣的風箏，宣稱要｢解放空間｣，二者不無異曲同工。
民進黨主辦的｢放風箏｣事後遭批評為—｢矯情的晦澀與怪誕新異不斷製造噱頭，在藝術與觀眾之間造成人為鴻溝的隔膜，是對大眾的揶揄與棄絕。｣幾天後，憑全民選票主政的民進黨發現展出將棄絕大眾/民意後，主動撤下堂內的風箏。而作為電影輸出的《總鋪師》則否，競賽於用過｢菜尾殘羹｣和蛋炒飯後仍順利進行，分出勝負。其中的差別恐怕不是電影與現實的差異，而是導演慧眼選擇了團結人心的食物，取代了飄渺的風箏，這一擊非常有力，它回應了｢民以食為天｣的古訓，如果一個政府國家，無力給人民溫飽，端出基本的｢菜尾殘羹｣或蛋炒飯，那麼在政黨輪替的競賽中，無力的供給的那一方理當出局。因此，《總鋪師》說到底仍是站在政治的角度去演繹文化認同，假如認同屬｢政治操作｣的話，那麼觀者大可不必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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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總鋪師》中，導演陳玉勳藉影片挖掘在地辦桌文化的用心與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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