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本周（5/23）甫上任的文化部長鄭麗君招開記者會提出未來施政方向與五大主軸。二十一世紀，視文化軟實力（soft power）為國力指標，咸信它有助抵抗全球一體化下世界各地日漸變得熱、平、扁的惶惶威脅。再者，政策左右生活品質，我們亦很難忽視文化政策之於生活的作用與影響。
新內閣意欲形塑台灣文化主體性，較前者有更多的想法與實踐。譬如新閣揆撤回爭議課綱，肯定太陽花學運的價值而癱瘓政府效能的惡意等；在文化政策上，文化部記者會中則提到，｢重新建立人與土地的歷史記憶｣。比較龍部長任內規劃的｢國民記憶庫｣，政黨輪替後的文化部更加重視文化政策必須建立｢屬於常民文化的地域認同｣，以期帶動由下而上的文化參與，厚植文化軟實力。本文延續｢建立主體性｣之政策方向，期通過對台灣史前文化與考古遺址推廣教育之討論，由博物館教育的層面，談一談人與土地的關鍵問題。
（一）、台灣史前文化
1980年代以降，由於日趨開放、自由的社會風氣使然，無形間使得我們的人文環境獲得改善的機會，各種過去被有意忽略、禁錮的文化議題因此受到了充分的關注和探索，並從中發展出多元文化的價值觀。其中，｢認識台灣｣的過程或可說是這一個近一、二十年來反覆關注和探索的縮影。在地理位置上，台灣位於亞洲大陸外緣，四周為海洋環繞，不僅是溝通中國與太平洋會合的門戶，東北亞與東南亞亦在此隘口相接，置於世界的視野中，台灣與生俱來的國際化色彩十分鮮明。而了解台灣歷史者大概都同意，自十七世紀以來，外來政權的異動常是影響歷史發展的關鍵，描述政權演替自然成為書寫這四百年台灣史的重要內容之一。然而，上述觀察卻無法迴避一個根本的假設—影響台灣歷史發展的動力其外在因素往往大過內在[1]。正如前述，1980年代以來｢多元文化｣的價值觀轉向，原位於內在、底層的一面漸獲得社會普遍的關注和探索。特別是分布於台灣各地的考古遺址及其所屬的史前文化，他們的蛻變與轉化，今日已然成為吾人認識台灣的一項寶貴資源。
探索台灣史前文化發展，可遠溯到距今7000~65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現今關於台灣舊石器時代的遺物仍發現得不多，多屬零星、片面者，這直接影響了我們對其族群文化的了解。據學者研究，如大坌坑等新石器時代早期活躍於台灣的史前文化，他們可能源自於一群不同於舊石器時代的移民，他們大多居住在距離水源不遠處的河岸、湖岸、海邊形成定居的村落，此時已有粗放的農業，開始了稻米生產，不過漁獵仍是重要的食物來源，社會生產力普遍低落，也未見到專業的分工[2]。
漫長的新石器時代還可再分成早、中、晚三期。代表早期（距今7000~5000年）典型面貌的大坌坑文化遍佈全台各地。中期（距今7000~5000年）代表有有牛稠仔文化、牛罵頭文化等。晚期（距今3500~2000年）有圓山文化、芝山岩文化、卑南文化等[3]。至距今二千年前，位於新北市八里的十三行文化，其煉鐵作坊的發見，標誌著台灣史前史發展步入金屬時代的階段，文化內涵發生了重大變化[4]。現今我們仍能由部份原住民文化中推斷出與史前考古遺址的關係，如與十三行文化相對應的凱達格蘭族、與蔦松文化相對應的西拉雅族，這些的軌跡都出現於上述屬於金屬時代的文化層內，並延續到距今四百年前，後隨漢文化導入而逐漸消失[5]。
綜觀台灣史前文化其呈現了諸多特殊的發展面貌[6]—台灣史前文化遺址的範圍小，未見到城市一類的大型聚落，甚至規模超過千人的村落遺址亦相當罕見。其次，文化層堆積薄；除上述位於台灣北部的大坌坑與芝山岩遺址外，少見到不同文化層的連續堆積。由上述文化層不連續的考古現象可知，台灣史前時代較少延續時間長久的聚落，同時在各地的出土文物中我們也可觀察到，自新石器時代中期以來，台灣島上已發展出許多分歧、多樣的地方型文化。雖在漫漫的數千年中，台灣仍不脫以小社群為主的原始社會，但如卑南文化的玉製品人獸形耳飾出土地點遍及全島的現象來看[7]，考古學家推測，當時應存在一有賴海潮溝通全島交通的物品交換體系。第三，台灣史前時代遺址雖不乏墓葬出土，但未見到如同中國山東或河南地區以｢禮｣安排的高規格墓葬—有豐厚的隨葬品、器物間彼此大小互見的不同規格[8]。台灣史前時代的隨葬品多是隨身的飾品、日用品，也未曾發展到備而不用的程度，甚者成為彰顯墓主身分的符碼。這表示史前台灣社會的貧富差距不大，也無明顯的社會階層和較複雜的社會組織；而上述這些現象都和人口數有限，採取粗放的生產方式，互為因果，息息相關。
（二）、台南考古遺址教育推廣
台南一度因荷蘭人的商業殖民和鄭氏海商王國的經營，在十七世紀左右了台灣歷史的發展[9]；或者大膽地宣說—｢台南，此地正是歷史的原點！｣由時間層層澱積出的考古學研究亦發源自古都台南，見《諸羅縣誌．卷二十．外記》載：「艽鄭氏時，目加溜灣開井，得瓦瓶。試者云是唐宋以前古窯。惜其物不傳。亦不知此瓶瘞自何時，未開闢之先又可得有此瓶而瘞之也[10]。」平原上鑿井探得古物的意外經驗， 幾使士宦不勝興起一股今昔交錯的抒情詩，並由此感性地推斷開天闢地之初，此地曾有生息。而當時鑿井探得古物的目加溜灣今日更因台南科學園區進駐，在追求經濟發展之餘，同時開始了由底層認識台灣的探索—它足以代表台南地區最新的考古成果，並與近年學界對古南島語族的研究相結合，自此溝通東南亞與東亞等地的學術社群，更具有國際化的前瞻視野[11]。
從目前台南科學園區累積的考古資料裡可知，園區境內發掘的出土文物的時代，上迄新石器時代早期，下自歷史時代。由考古文化發展的分類中則可歸納出大坌坑文化、牛稠子文化、大湖文化、蔦松文化、西拉雅文化和近代漢文文化等不同體系。重要的考古發現計有大坌坑文化陶罐和豆型器、牛稠子文化出土的｢台灣第一狗｣和幼兒甕棺、大湖文化之巴圖形石斧和蔦松文化之人面陶偶等）[12]。
一旦跨出學術的象牙塔，上述來自台南的出土文物更承擔了與社會交流、傳遞訊息的重要角色，若我們將考古學研究看成是對古代人類生活的體驗和學習，透過文物所挾帶的資訊，首先我們便進入了出土遺址所在的時空，與專業的學者共享珍貴的學術資源，甚至進一步促使學術普羅化成為可能。而文物本身強大的｢能動性｣同樣也反過來促使吾人思考—一個成功的遺址推廣教育必須具備哪些因素？它如同電源開關，有效地讓文物結合所在遺址使觀者體認其中蘊藏的價值，並從中開啟了另一個認識台灣的新角度。本文就學者觀點，結合實務，嘗試加以討論。
以文物為核心的遺址教育推廣離不開成熟的展示環境，這正是世界各地的遺址挖掘不久，輿論即倡議在出土現地廣設博物館的根本原因—我們必須有一個如博物館般軟、硬體兼備的架構，以達到普羅知識、推廣教育的目的。而對遺址所在的城市而言，由遺址而博物館的轉變，如新北市的十三行博物館，今日更是展現一座城市文化治理的指標之一，在肩負了實現遺址教育的理想之外，它還兼具有發展觀光、帶動周邊文創效益、滿足市民寓教於樂的休憩需求等多方面的功能。由是，工作人員投身遺址教育推廣，這同時也是活化觀光的一環，在博物館提供的氛圍中，帶動起整座城市的文化氣息。
然而考古文物為核心的遺址教育推廣終究不同於時下流行的，結合通俗文化，經策展團隊構思，以創意發想或包裝加工再製的｢文創展｣，如｢多拉a夢誕生前100年特展｣；這類的展覽隨著一些新型態的文化空間出現（如文創園區）而越發變得炙手可熱[13]。論者憂心[14]，如｢多拉a夢誕生前100年特展｣這一類無須動用大腦，娛樂大於學習的展覽，或反映了大前研一口中｢弱智時代｣的文化消費現象，弱智化的反映恰是娛樂產業的勝利，它養成消費者｢花時間，不花腦筋｣的壞習慣，而這正是以文化資產為中心的展示教育最大的殺手，它導致許多以推廣知識為目的的活動深受其害。
時下很多的教育推廣無不致力使得活動內容變得有趣，但本文必須指出，這一類的推廣趣味是存有問題的，它過份受到了時下傳媒的影響，將推廣視同促銷，這樣的手段並非不可取，但從事遺址教育推廣，同樣我們必須正視出土文物的原生脈絡。在史前，這類物品的誕生絕非為了累積資本，造成貧富差距，相對地，它反映了先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由寓託生活理想的角度看，這些文物或還具有一定的人格尊嚴，值得以如考古學研究般的嚴肅眼光，深入探索[15]。另方面，作為推廣活動本文以為在趣味之外，應更強調想像力的重要。
正如前述提到的，考古學研究是對古代人類活動的學習，本身即蘊藏有許多有賴想像力細加以編織、發揮的空間。的確，以運用物品（文物）和充分的想像力來闡明台灣的史前史，應該比單靠文字史料更來得公平。透過文物，它叫許多掩沒在歷史裡的人得以發聲，尤其是遠古的祖先，台灣四百年的歷史時代與漫長的史前史相比或不及百分之一，這其中，又有多少故事只能單靠出土的文物來說明？
史書《諸羅縣誌》定稿於號稱啟蒙時代的十八世紀，作者判斷目加溜灣出土的古瓶來自唐宋，的確表現了啟蒙哲士們勇於探索的問學精神，儘管這是一個誤會，然而透過物品、遺址等非文字的視覺證據思考過往的歷史或渺遠的世界，始終都是迷人的過程[16]。而遺址教育推廣的目的正是在此，它的趣味在嘗試提供一個探索的起點—
透過詩化的想像力加上嚴謹習得和整理過的知識，遺址教育與觀者作夥探訪台灣史前的面貌。過程中，怎麼看你自己，一部分繫於我們是否了解過去的歷史。而教育推廣的對象是社會，當事人應更有信心能從其中培養出整個社會對於歷史，對於文化的自覺。無庸置疑，今日對於歷史、文化的自覺已是左右台灣未來發展的關鍵。其中 由遺址推廣教育活動激發出的以個人為中心的想像力，更是任何人都無法剝奪的寶貴經驗；想像力越強則主體性越強，這個社會將越有活力。那麼我們可以說—遺址推廣教育並非僅只將古物帶入生活，前望未來，她仍大有可為！
[1]以政權興替書寫台灣史的思考及限制見曹永和，〈台灣史研究的另一個途徑—｢台灣島史｣概念〉，收錄於氏著，《台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2000），頁445-449。作者主張，｢台灣島史觀｣係以台灣島上的人民作歷史研究的對象，以避免過分關注於傳統漢人的觀點，反易流於政治化的解釋模式。
[2]文中關於台灣史前時代之分期以及先民生活模式的觀察係參考張光直，〈中國東南沿海考古與南島民族起源問題〉、〈中國東南沿海｢富裕的食物採集文化｣〉，均收錄於氏著，《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9）。以及劉益昌，《台灣史前文化與遺址》（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3]劉益昌，《台灣史前文化與遺址》（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頁51。
[4]漢聲雜誌社編，《八里十三行史前文化》（台北：漢聲雜誌社，1991）。
[5]劉益昌，〈史前文化與台灣原住民關係初步探討〉，《台灣風物》45.3（1995）：75-98。
[6]以下關於台灣史前史發展特徵之描述係參考，杜正勝，〈揭開鴻蒙—關於台灣古代史的一些思考〉，收錄於石守謙編，《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頁125-144。
[7]〈南科園區挖出人獸形玉器〉，《中央日報》，2014年7月16號。
[8]關於中國考古文化中隨葬品與禮制關係之研究近年重要的著作有，Jessica Rawson（潔西卡．羅森）著，吳曉筠等譯，《祖先與永恆—潔西卡．羅森中國考古藝術文集》（北京：三聯書店，2011）。Wu Hung（巫鴻）著，施杰譯，《黃泉下的美術—宏觀中國古代墓葬》（北京：三聯書店，2010。）
[9] 十七世紀台南一地之於台灣歷史發展的重要意義見，石守謙編，《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台灣、荷蘭與東亞》（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
[10]轉引自臧振華，〈台灣考古簡史〉，收錄於氏著，《文化資產叢書．台灣考古》。網路資源http://web.moc.gov.tw/Culture/museum/anti/sec3.htm（檢索日期：2015年3月6日）。
[11]台南科學園區考古的綜合性介紹係參考，臧振華等著，《先民履跡—南科考古發現專輯》（台南：台南縣政府文化局：2006）。
[12]同註11。以及李匡悌，〈考古出土文物翻製複製概念與技術〉，發表於｢文物複製技術運用研討會｣（台北：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主辦，2013年10月24日）。
[13]但注意，許多以收藏考古文物聞名的博物館，如前述的十三行博物館與籌備中的史前館南科分館，館址即則址文物出土的遺址原地興建，它未必符合時下城市空間追求複合、多元的使用目的。
[14]連俐俐，〈特展現代啟示錄—弔｢武丁與婦好｣〉，《典藏．今藝術》248（2013）：160-164。
[15]此處將文化視為富含面對衝突、痛苦的表現方式，以寄託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具有獨立的人格尊嚴係參考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阿多諾（Adorno）之意見，見Alexander, Jeffery & Steven Seidman編，古佳艷譯，《文化與社會：當代辯論》（台北：立緒出版社，1997），頁318-328。
[16]藉由對物品的探索，反思以文字史料作為主流的敘事模式，提出嶄新的歷史觀點，這一嘗試可見，Neil MacGregor（尼爾．麥葛瑞格）著，劉道捷等譯，《看得到的世界史：99樣物品的故事 你對未來會有一個答案》（台北：大是文化有限公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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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台南科學園區三寶埤遺址出土的人獸形耳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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