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景觀』作為包括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等構成的複合整體，是當代區域型文化資產發展下新興的保存領域，宜由整體性、動態發展的概念規劃活用、保存策略。而景觀所在的社區則是推動保存最佳的後盾，可望通過社區培力下傳遞的傳統知識，追求地方環境的永續發展，並將泛業化的旅遊市場，轉化為綠色產業。｣—ICIMOS，《佛羅倫斯宣言》，2004
自然永續的理想願景—｢人詩意地棲居｣
｢人詩意地棲居｣出自德國詩人荷爾格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晚年創作之詩作中的一句短語，它為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加以闡釋之後，廣為傳誦。海德格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在現象學、存在主義、解構主義、詮釋學、後現代主義、政治理論、心理學及神學各方面皆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而人的存在則是他始終關注的課題。
海德格認為，有無｢詩意｣乃是界定一個人能否存的標誌。相對於｢技術地棲居｣，｢詩意地棲居｣是真正的存在。而在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使得技術（technique）成為統攝一個人生活品質的時代到來以前，海德格相信所有人都是詩意的棲居。他援引了奧地利詩人克里爾（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去世前夕手書的短箋，｢對於我們祖父母而言，一所『房子』、一口『井』、一座熟悉的『塔』，甚至他們自己的衣服與禦寒的大衣，都還有無窮的意味、無限的親切—幾乎每一件事物，都是他們在其中發現人性的東西與加進自己人性的東西的容器。｣房子、井和塔本身沒有意味，但是一旦人們將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們身上，他們就變成充滿溫度的往昔的象徵，從而產生意味，使人倍感親切。
遺憾的是，工業革命以後的社會中，技術統攝生活的層面日廣，它將一切生活所需的事物設定為生產線上可以批量製造的產品，再通過市場將之銷售進入你我的手中，通過｢消費｣所謂的人性與存在都成為一筆以量制價的交易，這使得現代化的生活已罕見昔日那種溫暖的人性。海德格以為，這與我們喪失了詩意的棲居的生活方式有關。我們脫離了自然，也不復再有昔日充滿溫度的情意。
海德格的學生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 將這一類依賴技術產品生活的人謔稱為｢單面人｣，以突出在技術統攝一切的現代世界，有關精神層面的追求遭忽略的現象，他進而主張，我們宜透過藝術和審美建立｢新感性｣，將過去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經驗從理性中加以釋放，使得感性與理性達到新的統一，好再重新用一種感覺體驗眼前存在的世界。換言之，世界越進步，對回歸自然的渴求往往越強烈，終使自然永續成為當代人在各大領域，不只是科技，甚至文化上戮力追求的願景，成為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之外，另一個支持地景藝術節成立的重要因素。
作為開發｢新感性｣來源的桃園台地埤塘
1697年，郁永河遠自福進來台採硫，途經南崁，｢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麚逐隊行甚夥，既至南嵌，入深箐中，披荊度莽，冠履俱敗；直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至。｣
上述《稗海記遊》中，郁永河一行人腳踏的正是今日地理上的桃園台地，由於區域內河川短促，雨水駐留時間甚短，導致乾旱仍頻，人類如同此地群居的野生動物般，總是快速地移動搜羅賴以維生的水源，然而不過百年的光景，先民已在台地上廣泛開發埤塘，取代河川，儲存可觀的灌溉用水，發展農業，提供穩定的產食來源，不再四處遷徙。若荷爾格林有幸前來台灣 此刻的他或許當感嘆，昔日的草莽世界，已被｢家園化｣，成為一座充滿舉止之間充滿詩意的樂園。埤塘讓這塊一度飽受烈日所苦，連野生動物也不願長久駐足的土地瞬間變得溫柔起來（圖1）。
據官方統計，桃園台地上大大小小埤塘約一萬餘處，星羅棋布的埤塘組成桃園台地人與自然共構的｢文化景觀｣，然而隨著都市及工業發展，以及近年台灣加入WTO，來自世界各地廉價的農特產品大幅傾銷入國內，總總使得過去應援農業發展的埤塘，在產業轉型與市場價格競爭下喪失原有的機能，遭受程度大小不一的破壞。這些逐漸乾涸、填平以至消滅的埤塘，意同海德格一再強調的，表面上的環境變遷或是台灣經濟起飛下的現象之一；但對一個人來說，那卻是一個使人逐步與自然世界剝離的過程，其中也包含著難以挽回的對於生態系統的破壞。
今天，作為傳產的農業在桃園市境內的經濟規模已大不如前，從現實的角度上來說，我們很難藉由農業再興的方式，找回人與自然共生的願景，但馬爾庫塞強調的以藝術、審美開發｢新感性｣的建議，則成為日後推動｢桃園地景藝術節｣成立的關鍵因素—這些人與自然互動所遺下的詩意的見證，若能以藝術行動加以妝點、改造，那麼其本身就是一個足以開發新感性的理想觸媒。
桃園地景藝術節—重現人與自然詩意地棲居的理想環境
今年的｢桃園地景藝術節｣以地方覺醒、社區風動、藝術打樁三大主軸，移師至新屋、八德二區舉辦，以石滬、陂塘、海岸、自然生態等過去人與自然互動所遺下的充滿詩意的見證，作為設置藝術品的重要場域，提示自然永續共存的前瞻理念，重現人與自然詩意地棲居的理想環境，以藝術行動破除工業革命以降生活中過分仰賴技術而日趨單調的風險。
期間展出的重要作品如陳宣誠設置於新屋永安海邊的《風光小屋》與《循水小屋》，他們不依靠任何發電裝置便能「發光、行走」（圖2、圖3）。《風光小屋》透過海岸線因高低壓波動產生的劇烈變動的風場作為動力來源，為小屋帶來光亮；而《循水小屋》則經由雨水收集產生動能，沿著海岸線移動，宛若具有生命一般。
《風光小屋》與《循水小屋》的動能都不是今日習見以機械作為動力來源的裝置，這使我們想到了世界史上對｢工業革命｣所下的定義，｢在1760年代，一直持續到1830年代至1840年代的這段時間裡，人類生產逐漸轉向新的製造過程，出現了以機器取代人力、獸力的趨勢，以大規模的工廠生產取代個體工場手工生產的一場生產與科技革命。｣但出自陳宣誠手下，這兩件會發光與行走的作品，卻選擇了人力、獸力之外更為古早的，以風和雨為能量的動力來源，當它開始發光、行走之際，藝術家回歸自然的意圖便顯得十分鮮明；而屋宇作為人類徒手創造以遮風避雨的建物則應對著一種生活方式的再造，一種與自然互動的產品，由原初不得已暫居於洞穴內，被動依賴自然所提供的條件而生存的型態，開始著手改變所處的環境，設法變得更為安全，更為溫暖。陳宣誠緊抓住｢人詩意地棲居｣的核心命題，遂使得小屋儼然成為了一種藝術般的存在。
｢蔬菜叢林可食地景」則是藝術節中由中原大學景觀教授王光宇帶領同學一起打造的另一處特色展區（圖4、圖5）。｢蔬菜叢林可食地景」代表另一種人詩意地棲居的實踐方式，其靈感或取自東海岸阿美族的｢野菜文化｣。異於時下的文青動輒將野菜解釋為一種出自生活所迫，而不得以食之的｢貧窮食物｣，據人類學家的調查，老一輩的阿美族人飲食上生性以｢嗜苦為樂｣，在他們的生活領地內往往設有一座外人不易得其門而入的｢野菜樂園｣，通過經年的栽種與食用，阿美族人迄今已能辨識出超過上百種可食的野菜。他們摘採野菜的行動背後展現了人與自然共生的互動基礎，採集絕不取而竭之，確保了生態系統永續運作的動力。同時，野菜也富有文化上的意義，往往被用來作為禮品分贈親友，敦親睦鄰，潤滑人際關係。
在打造｢蔬菜叢林可食地景」的過程中，王光宇帶領學生與社區居民身體力行重現自然永續的概念，並且結合社區協會的人力資源，讓到訪遊客享用以蔬菜烹調的創意料理，相較於陳宣誠以自然動力打造的小屋，王光宇強調與觀者的互動與體驗，吃/消化更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這使得他作品更沒有具體可見的形式，無形的時間決定了他的可食地景在不同階段各異的面貌。
眾所周知，每種文化都有藉著作菜和分享食物，把家庭和社會緊密的聯繫起來，所有的社會都有以宴飲紀念重要事件的儀式；此外，很多的家庭記憶和情感，也和兒時與家人共餐的經驗相關。那麼，還有比以｢藝術節｣號召大夥享用親手栽種的蔬菜烹飪而成的創意料理，更具意義的慶祝方式嗎，這種來自土地的、原生地強勁力量，使｢蔬菜叢林可食地景」更像是一場重塑觀念，重新雕塑人與自然之關係的社會行動，結合社區組織通過將食物端上桌的饗宴，保存埤塘供應蔬菜生長的自然資源，進而達到終止埤塘不為現代化的開發而日漸消失的宿命。這使得王光宇的作品成為一種深入了解地方特色的教育，大異於今日升學主義下填充式的、制式的教學，具有相當的活力，頓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實踐文化治理的嶄新方向—地景藝術節
最初發源於美國的地景藝術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成為體現｢文化消費｣，創造獨特感官經驗的重要途徑，寓有回歸自然終極渴望，它取代了過去表演藝術為主的文化節慶，成為當代實踐文化治理的嶄新方向，並有助於將泛商業化的旅遊市場轉化為綠色產業，達成文化與自然資源的永續保存。
以本文討論的新竹與桃園兩地相繼舉辦的地景藝術節為例，前者通過地景藝術的設置一舉翻轉了日趨沒落的市區，後者則將地景藝術與當地的文化景觀結合，設法開發當代人所欠缺的新感性，手法更加靈活多變，期間甚者出現了無法以造型藝術為歸類的社會運動。
在這波的地景藝術風潮下，藝術節也不再只是以交流、觀摩、創造觀光產值為目的活動，他兼具了改善生活環境，保存文化與自然資源等與當地社區居民密切相關的命題，與當代文化政治日趨重視｢由下而上｣的推動途徑，避免政治介入創作內容，引入參與式治理，擴大公共課責，由專業中介組織推動藝文及文化經濟發展，打造平等參與之多元文化環境之主張日趨一致。地景藝術節重新界定了文化與生活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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