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協商—速寫中日藝術對話（上）

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中國與日本分居於一海之隔，同樣身處於東亞世界，迄七世紀以來，隨唐朝興盛的國勢中日兩國展開日趨頻繁地交往。期間日本政府不斷派出｢遣唐使｣學習一切有關中國的典章制度，遣唐使經由東南沿海各港口將各類的文物攜帶回國，經由中國輸出的各類文物在此時的流佈亦見證了，唐太宗｢天可汗｣之威名，昔日經由西域輸往中國的奇珍異寶，隨著東亞秩序在唐代確立，它們搭乘遣唐使的坐船，最終來到日本，並以奈良作為絲路的終點，與中土的首都長安遙遙相望（圖1、圖2）。

圖1、圖2、圖3 /（唐）來自琵琶撥桿上的《狩獵宴樂圖》，奈良正倉院。

注意畫中人物的衣著，帽子係採用套頭式設計，穿著開襟式的上衣大方地露出一片胸膛，這是塞外游牧民族長期在戶外活動特有的穿著，在七世紀的長安成為具有異國風味的時尚元素，繪於參與宮廷宴樂的琵琶上。最終這只琵琶由遣唐使攜帶回國，成為敬獻給天皇的寶物，再次出現於上流社會的場合中，亦將中土深染的胡風跨海遠播至日本，胡風乃成為一種國際性的指標，而這亦與當時唐朝坐擁天下秩序的威望息息相關。

歷來研究日本美術的學者無不強調日本文化中特有的機靈與彈性，猶如一面鏡子，日本美術在七世紀時正面反射當時長安一派繁華富麗的景象，然日本美術最為迷人之處卻不僅停留在借鑑與模仿的層次，源遠流長的中日互動中，十世紀是一個值得關注的過渡時期。

十世紀前的唐末五代，此時唐朝已失去維質東亞秩序的政治聲望，十世紀在中國政治上展露頭角的是一批真正由平民出身的士大夫。有別於唐代的外放華麗，漸轉趨自省內斂，他們當然也注意到了鄰國日本，不時提出｢華夷之辨｣的主張。

日本正是在士大夫們｢華夷之辨｣的立場下，一方面繼承唐代華麗的餘緒，同時發展出獨具特色的平安文化，較之中國更加充滿濃厚且精緻的貴族式品味，對北宋那一批平民出身的士大夫造成衝擊，金碧輝煌的摺扇往往成為吸引眾人目光的奇珍異寶，著有《圖畫見聞誌》的郭若虛即在此書做出如下的描述—

彼（高麗）使人每至中國，或用折疊扇維私賣物，其扇用鴉青紙為之，上畫本國豪貴，雜以婦人鞍馬，或臨水為金沙灘，暨蓮花水禽之類，點綴精巧，又以銀泥為雲氣月色之狀，極可愛！謂之倭扇，本出於倭國也，近歲猶密惜，典客蓋稀有得之。

摺扇作為一種由日本輸入中國的精製的舶來品，此時不啻扮演中日二國溝通文化的媒介，並由於扇面中繪製的景色，正面、積極地推動小景畫的的成立，可說是中日文化交流中一項值得注意的個案，一改咸認為處於被動接受的地位，並且成為日後中國書畫中一項獨特的品類，日本主動以摺扇形塑出屬於東亞文化的獨特意象。（圖4）

圖4/（平安時代）《扇面法華經冊子．卷第八》，東京國立博物館

在中國並非沒有扇子一類的隨身小物，屬於中原本土發明的扇子古稱｢團扇｣。｢團扇｣只有周圍圓形的扇框，而無輻射的扇骨，以收束畫面，因此當日本的摺扇進入中國市場時，還見到當時人以｢蝙蝠扇｣稱之，以描述扇骨與紙面黏合的特殊結構。至於郭若虛在書中記錄下的可能就是如圖4這一類的扇子。這是當時安平時代的貴族獻納給神社的寶物，上書有法華經文，做為背景的則是當時貴冑游冶的畫面，反映郭若虛｢上畫本國豪貴，雜以婦人鞍馬｣的描述。此外，這一類的摺扇上的題材，不時觸發北宋士人對於唐代的諸多想像，成為復古的靈感之一，而其中的小幅精緻的構圖畫面，亦推動山水畫史上小景畫、小品畫的成立，成為山水畫科中一項精緻的品類。

而對於日本來說，十世紀後與中國的交流不再經由官方主導，多屬商業方面的往來，如上述的摺扇即是經由貿易商取道高麗（今韓國），帶來的舶來品。此外亦有宗教事務的交流，但無論是商業或者是宗教，皆不在文人畫的範疇以內，得以成為士大夫們藉以抒懷詠志的題材。因此，迄北宋以來最受推崇的文人畫，顯然並未溢出那個由士大夫組成的小圈子，得以經由官方管道進入日本鑑藏家的視域中。可以說，當時日本鑑藏家的收藏品位與格局，絕大部分受到中日國際關係的影響。而除了商業往來之外，當時一批日本來華求法的學問僧，又是其中形塑日本鑑藏格局的關鍵。因此，作為續篇的下文將嘗試從宗教交流的角度，以禪宗繪畫為討論的例子，速寫中日的藝術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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