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按]本文延續日前兩岸《服貿協議》對臺灣出版業造成的衝擊，作為討論重點，從出版/語言的之於文化的緊密關係，突顯服貿開放出版的結果，可能削減臺灣文化主體性。而在協議談判中，我們應該力爭的是，｢文化優先原則｣在《服貿協議》中搶先適用。本文並舉出了法國，以及鄰近韓國的例子，說明｢文化優先於經濟｣背後帶來的不只是本國文化的宣揚，在力抗全球化的世局中，同樣也帶動了新一波的產業升級。
兩岸《服貿協議》．文化理應搶先
2013年6月21日，兩岸海基會與海協會雙方經協議後擬定的《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協議》），明列兩岸服務市場開放清單，旨在為兩岸服務業合作提供更多優惠和便利的市場開放措施。其中，大陸對臺開放共80條，臺灣對大陸開放共64條，雙方市場開放涉及商業、通訊、建築、分銷、環境、健康和社會、旅遊、娛樂文化和體育、運輸、金融等行業。囊括了生活基本的需求食、衣、住、行、以及部分的娛樂產業，有識之士憂心，在不久的未來，因《服貿協議》使得中國製造的服務與商品來臺的結果，或將對臺灣原有的產業架構與民生等產生難意料的衝擊。
在《服貿協議》中，對於與文化息息相關的出版業赫見於市場開放的名單內，條文明確指出，印刷及其輔助業對於陸資企業｢允許大陸服務提供者在臺灣設立合資企業，提供印刷及其輔助服務。大陸服務提供者限投資臺灣現有事業。大陸服務提供者總股權比例不超過50%。｣迄《服貿協議》推出以來，出版界普遍感到憂慮的有以下數點—
政府無視出版作為一個特殊的，由出版、印刷、零售、發行等四大板塊環環相扣的產業結構，在《服貿協議》中主張對大陸開放印刷業；事後，又欲以總體｢利大於弊｣一語帶過。二、《服貿協議》中，主張對大陸開放印刷業，可能壓縮臺灣成熟的｢媒體近用權｣（the access right to media）。過去凡是公民對公共議題皆有權利發聲，表達個人對重大議題的看法，如與｢核四｣密切相關的環保議題等；未來，若印刷業因《服貿協議》開放，恐怕將使出版書籍、發表意見等遭到特定人士或團體壟斷，甚者我們不能主動要求近用權，相反地還必須等待審查通過。三、《服貿協議》可能叫簡體與正體中文市場合併。業者憂心，這等於讓簡中版在優渥的陸資助陣下輕而易舉奪取了正體中文的話語權；但，語言市場所象徵的文化意義理應受到保護。在上述的諸多疑慮中，｢語言與文化的象徵意義｣，對反服貿的文化界同仁來說尤其受到關注，這正是因為印刷業的開放，對於臺灣文化主體性，包括我們最自豪的民主與多元風貌等，始終都是一項潛在的威脅。
為消除出版業者疑慮，文化部對於《服貿協議》明文開放印刷的作法，曾做出了以下的幾點回應—儘管兩岸交流熱絡，但至今並未選擇推動｢文化協議｣；對於業者｢弊大於利｣的憂心，文化部則強調，鑑於兩岸出版環境與觀念大不相同（凡大陸可印行書籍的出版社必須有政府頒發的執業許可），由是，迄今未開放出版。而在《服貿協議》中對獨對大陸開放的印刷乙項，文化部則表示會嚴格執行審查機制為健全的出版環境把關。最後，在立院的質詢上，部長龍應台更公開保證，｢《服貿協議》完全不會影響到我們的出版。｣
龍部長的強力保證，在學者眼中，《服貿協議》遠不只是簡單的開放產業來臺投資的經濟問題，而是主事者在回應時有無認真思考文化與經濟｢孰輕孰重｣？這是主張｢服貿無害出版｣者理應坦白的部分。面對政府強調服貿無害文化的看法，長久關心國內文化議題的李長駿教授進而指出，普遍見於國際貿易協定中的「文化優先原則」（當經濟利益和文化利益產生衝突時，文化利益要優先於經濟利益），對比臺灣在與紐西蘭簽訂的《臺紐經濟合作協定》明文提到，「就本協定而言，在上開措施於締約雙方間就同類情形並未構成專斷或無理的歧視，亦未造成貨品及服務貿易及投資的隱藏性限制之前提下，本協定不禁止締約一方採行或執行必要的措施，保護本國歷史性或具考古價值之文物地理，或支持對締約方具重要價值之創意藝術。」這，無疑是臺灣簽訂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中，針對藝術、文化創意的商品與服務貿易中最明確的「文化優先條款」條款，也可以說是《臺紐經濟合作協定》中文化界最感到興奮一項成果。只是很遺憾的，在這次的兩岸的《服貿協議》中，文化卻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從｢文化帝國｣到｢文化例外｣，文化競爭力值得政府重視
在談「文化優先原則」前，首先我們必須了解，今日，為何各國在簽訂各種貿易有關協議時紛紛起而強調｢文化優先於經濟｣的主張？這是因為，在「文化優先原則」背後，其實隱含了一個重要的假設—視文化是維繫一個國家存在的終極原因。而「文化優先原則」所要抵抗的正是16世紀以後，當威脅亞、非國家存亡的帝國主義熱潮轉趨平息，另一波挾資本與先進的傳播技術在全球蔓延的新變種—｢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
沒錯，文化帝國主義正是借用了歷史上帝國主義以軍事力量入侵他國的概念。文化帝國主義泛指優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取代，自70年代已降，媒體、傳播科技日益成熟，原俱優勢者更容易將自身的文化及其價值觀等加諸在他國的閱聽人士身上。如好萊塢電影，號稱是｢第八藝術的領航者｣，而電影產業本身，更是發動文化帝國主義的核心機器，擅於利用影視傳播來爭取文化的解釋權。再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同樣是好萊塢在1999年出品的《安娜與國王》（Anna and The King），一旦我們嘗試剝開其中愛情故事的感性包裝，隱藏劇本底下的意圖便慢慢浮現了，《安娜與國王》旨在描述，泰國脫貧，邁步｢現代化｣，應歸功於一位英籍女教師安娜個人無私的奉獻；而她的學生泰皇則每每在電影中遭醜化，形象直逼一位專制、獨裁的暴君。
而《安娜與國王》這部電影的成功，置於文化帝國主義的觀察下，換個角度，它的成功可以說正標誌了幾個策動者意欲達到的目標，在政治上，它（文化帝國主義）往往是經由對大眾觀感的改造，以建立霸權。而《安娜與國王》劇本另一個在泰人眼中看來可能存在缺陷，或不可置信的｢大改造｣是，原本宮廷中地處外緣的教師竟然走入了皇室決策的核心，還適時發揮了穩定政局的作用，但在創作劇本的好萊塢編劇眼中這卻是必經的轉折，因為｢教師｣背後正代表了—｢由西方主宰，重新建構和淩駕東方的方式。｣她負有當然的責任，一肩挑起事｢教化｣和｢改善｣的工作。至於，在現實層面上《安娜與國王》這一類存在偏見，曲解東方的影視產品，接連在亞洲各地的放映，其過程還代表了美式文化商品擭取市場的運作模式—文化與經濟彼此產生了緊密的掛鉤。
於是，在一部好萊塢電影放映前後，我們看到—第一、文化帝國主義的發動者以強大的製作資本為後盾，通過遍佈全球的行銷管道—票房，作大規模的擴張。第二、它屬於一種｢文化的擴張｣，即通過如電影這一類文化產品的販賣、銷售，以達到全球性的文化支配。第三、現今蔓延的文化帝國主義並不是靠槍砲彈藥，它主要是透過傳播實現的，就在對強勢文化產生依賴與消費的同時，處在弱勢的國家或地區，他的文化同時也將會在買賣交易下，一步步地被資本消滅。想想看，倘若當好萊塢成為大多數人唯一的第八藝術經驗，我們生活將變得多麼平乏、無趣啊。
但為什麼不是口操美語的英籍女教師｢安娜｣駕臨凡爾賽宮廷教育法皇呢？叫英國和法國談戀愛，男女合譜成乙篇偉大的史詩？
向來，對如何定義｢浪漫｣握有解釋權的法國人莫不擔心，唯恐好萊塢有天真會輸出這般荒唐的劇本，挑戰歐洲歷百年來點滴累積出的文化主體性，一舉改寫了往日的羅曼史。於是，以法國為首，法國政府即早在便1993年提出了｢文化例外｣（exception culturelle）的主張，旨在強調文化不同於一般商品，呼籲各國限制文化商品在市場的自由貿易，並將有關文化商品的討論從世貿組織轉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法國政府在聯合國會議中，為了讓這項觀念為更多的會員國接受，法國進而將文化例外擬改為更加精確的｢文化多樣性｣（diversite culturelle）。重點轉向維護世界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以對抗全球化所帶來的文化與語言單一化的威脅。2003年，法國的提案終獲得各會員國的同意（除美國、以色列反對），聯合國通過國際公約，承認文化異於經濟的特殊性—凡｢文化｣皆不受制於世貿組織的相關規定，各國政府在簽訂有關貿易協議時有權制定保護本國文化特性以及文化多樣性的政策；當文化多樣性受到威脅時，國家得採取必要的保護措施。而從文化帝國主義到現今強調文化例外的趨勢，聯合國保障文化多樣性的國際公約，更為決策者提供了二大施政的參考點—第一、文化的競爭力是值得重視的。第二、他必須思考如何形塑地方文化，經營文化產業。
邁向產業升級．文化輸出優先於產業輸出
有鑑於此，許多國家為了維護本國文化的多樣性，已發展出各種因應策略。
第一是「自由貿易，文化免議」。即應將文化產業排除在自由貿易開放項目之列，重新思考經濟與文化孰輕孰重的問題，攸關本國的文化自主與多樣性者，不宜輕言開放。第二、從厚植競爭力的角度思考文化。
文化應不只是藝文活動或者各級單位、機關的妝點，文化｢更是一個國家的心靈和大腦，撤底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真實國力和它的未來。｣只要從｢文化輸出優先於產業輸出｣的觀點來看，只要人們喜歡此文化，就會連帶地接受此國輸出的各項產品。凡舉美國好萊塢的電影、深具法式浪漫的時尚工業、日本的動漫、到今日風靡全臺的韓國偶像劇，都可說是成功的例子。
特別是後者，韓國在大總理金大中上任以來首先便致力於文化競爭力的提升，重點發展本國文化產業，雖然在世貿組織的架構下韓國不得不開放外資進入廣電與廣告代理業，但在開放以前，政府已經投注了大筆資源，使得國有廣電在與他國企業競爭時取得到較有利的位置；待體質健全後，韓國才打開門戶，讓文化產業如艦隊般負載著韓國的故事、戲劇與人才，向三大洋五大洲，推進一波波的韓流。甚者取代了日本，儼然下一位東亞文化帝國的新霸主。
反觀臺灣，臺灣最自傲的是我們有許多出色的編、導人才，組成了影視製作的頂峰，在世界發光、發熱，但是國內的產業環境卻不盡健康，創意有如麥子落到了石頭上，終究無法向下生根。國內的科技業不僅生產載具，協助播放韓製的影視產品，更嚴肅的是，科技業者還必須面對韓國3C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日夜提心吊膽，一旦韓國搶先與大陸簽成貨貿協議後 韓製的3C產品更將因免關稅在中國市場上無往不利。與之相比，｢臺灣與大陸的服貿不通過，將影響貨貿。我們已經落後十年，簽不成服貿，韓國最高興。｣
這是執政黨務必推動《服貿協議》最切實的說帖，但在執政黨的意見之外，面對《服貿協議》並未思考｢文化優先原則｣的缺憾，或許我們也能從文化例外的角度重新建議，告訴政府—，我們如何邁向成產業升級，從落後十年的差距中站起來，起步直追，在下一輪臺韓競爭中創造優勢。在｢文化輸出優先於產業輸出｣的觀照下，首先我們應思考的是，如何改善臺灣文化產業的背後的大環境，厚植人才以生產出根植於本地文化經驗的作品，改善文化生產的各環節（包括多元的發行管道等）；其次，產業升級的要素，它遠不在盲目地追求更高級的技術，而是在營造所需的相應文化。正如熟悉科技文化的學者林崇熙所提到的，｢（產業升級）需以文化品味的提升與新生活的方式營造為要，則文化的發揚應是政府頭等緊要之事。｣
圖片說明
以聖羅蘭（YSL）為代表的高級訂製服，在法國文化產業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從文化多樣性的觀點看來，純手工製作的高級訂製服，力圖抵抗的正是美式文化大規模的輸出與製作，在手工訂製服上，法國人找回了一種呵護人性、尊重個人的文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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