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周休二日（中國稱｢雙休日制｣）迄2001年在國內實施普遍後，數十年來，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大多數人從事休閒的面貌與規律。周末來臨前的星期五，接近傍晚，伴隨下班時間日趨逼近，步步為整座城市注滿了騷動不安的氣息。
如何在萬民生息的一張一弛間，引導其規律地釋放，向為政府創造周休二日，同時又插手周休二日，引導市民休閒的理由之一。每逢周末，氣象新聞總是不吝播送各風景區的天氣預報，屏幕邊緣同時出探的一行行走馬燈，又預告了各項大型活動舉辦的時地，彷彿周末一時化作供觀眾填滿各類休閒的首選。但往往很少人願意思考，既然周末決定了休閒的面貌與規律；各家受政府管制的媒體，藉由資訊之收發，又強化了周末作為休閒首選的印象。舉目一片周休二日的籠罩下，回首過去的時空之中，是否存在一種較原始性的休閒活動，不為徹底實施的周休二日所左右？那麼，當我們一旦抓準了周休二日浮現的日期，自然便能捕捉到那消失的部分，本文正是偵測休閒活動的一項嘗試！
首先我們將藉由討論四幅成立於南宋的風景人物畫—《山水四景》，一探傳統中國以世家子弟為中心的休閒活動，並結合參觀《山水四景》的博物館經驗，指出當代周末與藝文產業的特色所在。
一 、《四景山水》作為一幅人文圖畫
留心南宋藝術的朋友，大概不會忘記北京故宮收藏的一套《四景山水》（圖1-4）。《四景山水》傳為任職於宮廷的職業畫師劉松年（活動於十二世紀末至十三世紀初）所作。作者以俯視為角度經營畫面，引領觀者視線，在快速飛掠過前景處細筆特寫的石丘、雜樹後，隨即切換下一個鏡頭，進入圖中之重點所在—四座由花石、假山疊架出的人工庭院。活動於其中的點景人物，身在淡墨暈染的遠山、留白的水面，以及濃墨層層刻劃的前景之間；《四景山水》將人物置於畫中前後鏡頭轉換的關鍵位置，意藉經營點景人物，分別指出畫裏的四組活動，為理解此圖的中心。
《四景山水》中的四組人物分別表現了踏青、賞荷、看山、尋梅等數項配合季節生發的休閒。覆按此圖製作的時空脈絡，向傳為宮廷畫師劉松年手筆的不凡身份，加以畫中悉心布置的庭院、陳設等，總總的線索，都指向了南宋政府的行都所在—杭州城。因此學者推測，《四景山水》描繪的，正是寧宗統治期間（1194-1224），皇親貴族位於西湖南岸的別墅。生活在其中的世家子弟，｢宅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必順敘寒燠，銖分脈法，如指諸掌。｣
出於政治制度設計，使得傳統中國的各項資源相對集中於皇親貴族的雲集的上層社會，賴經濟能力高低，配給各層人士一生的遭遇。在前段引述的生活片段中，吾人看到的是，各項資源充沛的前提下，衍生出的另一種不同於科舉、仕進的生涯規劃。當事人崇尚｢食療｣，一面配合｢分脈｣術，探求長生之秘；並且廣泛搜求各類奇樹、奇石，營造人間仙境，期盼一日真有神仙降臨，發展｢第三類接觸｣，一舉突破此生長短固定的僵局。
至於活躍於杭州城的聞人耐得翁（活動於十三世紀初），則在《都城紀勝》中以審美為歸旨，總括世家子弟｢燒香、點茶、掛畫、插花｣等諸般賞心樂事。其中，｢燒香｣最早可能也是屬宗教儀式的一環。例見屈原《九歌》。《九歌》改編自楚國民間在祭神時的演唱和表演， 包含以香招引亡魂前來赴宴的章節。至於｢插花｣可能也是觸發香氣的媒介之一。然至南宋，圍繞香與花間的宗教儀式，已由昔日團體性質的合作交流，轉過渡到強調個人性的感官層次，同｢點茶｣、｢掛畫｣共為針測教養的指標之一。
換言之，宗教與品味間的關係在世家子弟眼中，二者無非是一體兩面，相互緊密綰合的一個整體。其中，實踐的步驟如｢其食必按《本草》其居必順敘寒燠，銖分脈法，如指諸掌｣，則讓我們意識到，一如《四景山水》表現的四季變換，深刻地塑造了當事人活動的情狀。身處於其中的世家子弟，從起居作息的芝麻小事，以至抽象、無可捉摸的｢仙意｣、｢仙境｣，亦通通被導入進四季變換的軌跡之中。
二、雙休日制與市民生活
按 : 本文成稿時間13年的四月 當時北京故宮仍維持周末休館的營運時間 時至4/18 已修改為周一下午閉館
一如《四景山水》描繪的世家子弟，這一類遵循自然原則，經營生活諸多｢宜事｣與｢不宜事｣的方式，今日已濃縮成一套具體而綿密的｢農民曆｣。翻閱農民曆條列式的敘述與計日，使得數百年前的精神生活對我們而言仍有跡可循。然而在展出《四景山水》的北京故宮（圖5），觀眾實際上依循的，更可能是另一套人為法則，真正決定了當事人與藝術會面的機緣！那就是｢五天—兩天｣的雙休日制（在台則稱｢周休二日｣，為顧及所論作品展出情境，下文皆使用中國官方所訂的｢雙休日制｣）。
北京故宮實施雙休日制的起源，可溯及一九九五年的三月二十五日，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國務院第174號令，發布《國務院關於修改〈國務院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的決定》，落實自同年五月一日起，實行五天工作制，即職工每日工作八小時，每星期工作四十小時。學校、醫院門診、企業等也相繼跟隨。換句話說，一年共有256個工作日。
從國務院發布的一紙號令上，我們又見到肇因於政治制度使然，影響一生遭遇的縮影。一九九五年改變計日法則的這一次，進一步切割了原先人與自然密切的關聯；在《四景山水》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之間，計日法則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由自然轉變為人為刻意地操作。
不乏許多假設北京故宮同台北故宮一般全年無休的台灣遊客，假日到訪，卻碰得一鼻子灰。這個掃敗遊興的教訓，碰觸到在人口密集的都會中，一個類似農民曆的潛規則—儘管是處在周末的時段中，也存有諸多的｢不宜事｣劃分市民應當從事的活動。
站在偌大的天安門廣場，放眼望去，人潮擁擠（圖6）。在上海之後，北京成為舉國人民最想逃離的城市。這股萬頭攅動，逃離的城市欲望，又取代了過去渴望成仙，圖謀改變生理時間，繼轉成為一種更加平民式的訴求—期望在雙休日制中，遁入四通八達的城市網絡，改變身在的地點，換得休憩空間。於是在人來人往的地鐵站，我們瞥見了周末與休閒、政治間的關係彼此錯綜複雜的關係，不僅是北京市民，如上所述，關於周休的成立，其造成的｢歷史性變化｣，說明了這是一個屬於全球性的問題！
三、東西休閒面面觀
｢周末（weekend）｣這個源自西方的詞彙，在二十世紀初，隨政權演替，移植入中國。｢周末｣原文作week-end，連接week與間的隔線，意味著這不是一個獨立單詞。但隨著勞工運動風起雲湧，基本工作時數從三零年代的一周六十五小時，一再往下調修，降為一九九五年中國官方公布的一周四十小時。原字中間的那一小橫隔線也悄然不見了，這一個文法上的改變，不僅意味著一個嶄新單詞（weekend）的誕生，它同時也反映出，周末它不再只是一周的終結，周末兀自有了一種相對的獨立性和權威的品格。
是的，對大部分的市民來說，｢周末到來｣相當於古早時期的四季更迭、相當於生活節奏的切換。各大傳媒近年來著力經營周末特刊（圖7），特刊包含郊區優美的景點，以及市內數家的美食餐廳，再搭配上邊緣幾欄運動用品廣告，以及百貨零售的特賣消息等等，特刊以專題形式說明了周末適合從事的諸｢宜事｣。它規約了讀者們何時事休閒，更還關係到—周末如何從事休閒。
同為北京故宮收藏的《伯遠帖》（圖8），作者王珣（349-400）首先為讀者在書史上拈出｢優遊｣二字，遙指現代，為市民從事休閒活動，注入一股藝文方面的空氣。｢優遊｣在王珣活動的東晉時代，當指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試讀《伯遠帖》中貫銜｢優遊｣的上下幾句：｢伯遠勝業情期，群從之寶，自以羸患，志在優遊。始獲此出，意不克申。｣可知王詢在信裏寫下的是樁數千年前發生的慘事—距伯遠兄弟在事業正盛之時辭世，業已一周年了，伯遠生前廣受眾兄弟們敬重，奈何體弱多病，一直想過優遊自在的生活，遺憾當初事業剛剛有起色，這樣的事就發生了，沒能達成願望。
東晉世家子弟將從事休閒的自由，擺在個人生命的第一順位，其次再談工作事業的價值觀。《伯遠帖》描述的事件，使人注意到，雙休日制尚未成定局前，休閒與工作（對如王珣等人來說，應指出仕當官），儘管存有優劣的價值分野，但並未如現代般，兩肇互相衝突，一旦選擇了工作，勢將犧牲掉原屬於周休的寶貴時間。
時下休閒與工作的關係，按英國著名作家卻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的說法，周末的成立｢越來越容易讓人獲得這些東西，而不可能獲得那些東西｣，因此他奉勸讀者，不應該把休閒和自由混為一談！
時下我們視搭上地鐵，作為一種逃離城市的自由；然而在卻斯特頓看來，自由與休閒之所以會造成混淆，主要是因為，休閒通常用來詮釋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第一，指允許做某些事。第二，指容許做任何事。第三，指允許什麼事情都不幹｣。其中第一種是常見的，猶如前舉的周末特刊，一目了然；近年來，周末特刊一類的報紙飛快增長的頁數，還說明了休閒活動日趨多元的現象。但儘管休閒活動的數量呈多邊、多元地增加，上述第二種意義的休閒，擁有隨心所欲的自由，形塑自我的休閒時光，將休閒與生命有機地連成一體，一如《伯遠帖》中早逝的世家子弟，通常只見於藝術家和哲學家。然而在卻斯特頓看來，說到底，休閒 並不是一個攸關生命的課題，專屬於藝術家或哲學家。實際上，當一個倫敦市民有權｢什麼事情都不幹｣，他就已經擺脫雙休日制的羈絆，坐擁真正的自由，遺憾多大數人無疑是受到周末所奴役。
回到吸引觀眾目光的《四景山水》，第四開中踏雪尋梅的公子（圖9），他跨坐在驢背上，手裡撐防著一把油紙傘，說明這一個快雪乍晴的冬日。在隨從的引領下，公子謹慎通過冰滑的小橋，沿著橋下道路，探尋山中清冷的梅花。
這段途經小橋的下坡路，其中蘊藏的挑戰與風險，倘若切換為一個當代熟悉的場景，我們不難想像，此刻眼前出現的，或將會是一位選擇假日從事極限運動的市民。市民活動的地方，很可能只是一所距離住處不遠的活動中心，他仍然會講究地穿上強調貼身與彈性的炭質纖維，牢記各類的專業術語、配備的使用方法，一副渾身嚴肅兮兮的模樣，猶如代表國家出征奧運的健將，今昔差矣！
十九世紀以來，周末的獨特的品格與權威，不只增加了休閒多元的內容，也改變了當事人從事休閒的心態。反觀踏雪尋梅的公子哥，得過且過的優游姿態，彷彿正在說：｢如果一件事情是值得投入的，那麼就算失足弄壞了，又有什麼干係呢？｣語畢，便招來了隨從轉身一記憂心的回望。看！隨從回望的姿態，不啻是對現代人以輕蔑的業餘之姿，投入休閒的評判。得想見，那下眼神中必飽含了種種意在言外的擔憂。
四、雙休日制下的藝文產業
一個在雙休日制的假日裏頭，前去北京故宮參觀失敗的經驗，無非是點出了工作與休閒在當代肇生的衝突。
以博物館為代表的藝文產業，對市民來說，無疑是假日從事休閒的選項之一；然而，在當代社會日趨將休閒活動提高到專業化層次的同時，一所博物館儲藏的豐沛的文化資產，猶如乘載了無數的專業術語，加以館內講究溫溼度調控的空調日趨普遍，隱埋在壁內的空調由內而外，帶動了無數個博物館改頭換面的計畫，迄今未見休止，博物館往專業化的發展儼然是一股無可抵禦的潮流，並且隨雙休日制的實施，徹底表現在營運時間上。對此，社會各界向有正、反兩面不同的聲音。
主張博物館應該配合市民的休閒活動，選擇假日開放的意見，他們相信—當一個社會越能從工作中解放出來，社會就越趨理想。這一派的主張回應了亞里斯多德的觀點，正如亞氏在《倫理學》（Ethika Nikomachea）一書指出的：｢一般相信，快樂是建立在休閒上的，我們工作是為了享得休閒；一如舉國參與戰爭，為的是換取世界和平。｣
與此形同反差的是，另一種隨近代西歐喀爾文（Calvinism）教派成立，而衍生的工作倫理。喀爾文教派允許教會人士參加政治活動，帶領世俗公眾更加接近上帝的旨意。所以在喀爾文教派長久掌權的西歐地區，經濟、民主和公眾教育等皆受到重視；對於崇尚喀爾文教義的信徒來說，工作的價值是自足的，等同信仰實踐，是更加接近上帝的手段之一。至於工作量減少、對工作的藐視，則將讓人類的生活品質大為降低，距離上帝的懷抱越遠。
因此芒德福（Lewis Mumford，1895-1990）寫道：｢唯一可取代工作的東西，唯有更加嚴肅的工作！｣視同任何與工作分離的休閒等，都是十惡不赦的罪行。在他看來，雙休日制並不是自由時間，而是處與上周五與下周一，這兩個工作天之間一個緩衝喘息的間歇。為了維護博物館專業的尊嚴，自然需有一個作為緩衝喘息的間歇。
相較於全年無休的台北故宮，北京故宮選擇假日休館的營運方式，指出了博物館這一行作為人文專業的尊嚴所在，進而切割了由館方主導，提供市民從事休閒活動的關聯。而台北故宮則反其道而行，在前院長周功鑫任內大力推動的｢故宮周末夜｣可見一斑（圖10），｢故宮周末夜｣期間禁止團客入場，排除掉習慣組團參觀的國際旅人後，予台北市民甚至全台公民，一個特有的寧靜時段與國寶對話，前往台北故宮參觀國寶，一時成為周末夜裏時髦的休閒之一。
到此，我們第三次看見到政治決定了當事人一生的遭遇。由前述關乎生活品質的財務行政，創造雙休日制的人事行政，以至決定參觀經驗的博物館（文化）行政。台灣與中國一路走來，終在第三行政處，觸碰到了一個明顯的分水嶺。
特寫台灣，二零一二年新成立的文化部，首任部長龍應台重視輔導藝文產業轉型成文創產業，與二十一世紀接軌。長久經營的博物館如台北故宮，也在此時面臨到新時代的挑戰。一如文創產業所強調的｢讓文化相關內容具備產值｣，於是有心從事文創產業者，莫不苦心思索，文創產業如何經由｢需求之創造｣，賦予文化內容值得被消費的可能性。
至於與文創產業息息相關的各項藝文活動，我們或可預測，過去它是一種出於玩心｢做壞了又有何干係｣的休閒，未來也將因為消費行為的挹注，無形間提升了從事藝文活動所需的專業性與負擔，和北京故宮選在周末閉館的營運時間一樣，終使得傳統定義的藝文活動與周末適合從事的休閒分離。
台灣文化行政以文創轉型為契機，推動藝文活動與周末休閒分離的做法，自本文的觀點看來，我們必須設法提醒文化部，迎接二十一世紀，邁步文創產業的轉型的同時，傳統休閒活動亦因專業化帶來的消費行為而日趨改觀，政府應設法提供從業人員應有的尊嚴，莫讓國人以為，尊嚴/專業是可被消費/購買的，在試圖拉近藝術與公眾間距離的政策下，反因買賣換置，取消了｢藝術之為藝術的可能性｣。
回顧北京故宮取消周末營運時間的做法，則使人聯想到｢光陰無價｣的概念，如何在流逝的時光之中，一如《四景山水》西湖邊的世家子弟，悉心經營生活品味；或如展出《四景山水》的北京故宮，操控觀者對於時間的感覺，突顯文博一行特有的專業性與尊嚴，或如台北故宮，在既有的專業性之外，著力開發國寶作為文創產業的潛能（圖11）。
這短短的兩天的周末，我們能做的事，實在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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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南宋）傳劉松年，《四景山水-冬》，絹本，約41.2×69.9㎝，北京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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