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因為社會參與，我們成為完整的人。」藝術在此，發揮了豐沛的力量。
一
3月18日晚間6時，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未經朝野協商共識以逐條審查方式進行的民眾，集合在立法院外舉行「守護民主之夜」。晚會抗議執政黨團出奧步，竟使用｢黑箱｣似的手法，作弊讓《貿服》在會期內通過。之後，400多名參與晚會的學生趁著警衛不備，闖入立法院內靜坐抗議。由於主事者在學的身分，使得這場抗議走出了原先朝野惡鬥的格局，學生代表清流般的姿態，配合主題明確的訴求—｢退回服貿，重啟朝野協商！｣短時間喚起了全國民眾的關心。晚間9時，熱心民眾致贈太陽花束與立院學生，為媒體捕捉，在大規模放送、曝光的效應下。這起由學生發起的抗爭，正式地定名為｢太陽花學運｣。
立院發言台上學生代表前一束束的太陽花，與場外聲援民眾，以及學生團體自製的太陽花道具裡外串聯，成為這場學運中代表性的圖騰，將眾人心念緊緊維繫。回到18日，這場運動定名的起點，熱心民眾致贈學生太陽花束的神來一筆，參與太陽花製作的學生團體發現，它巧妙關聯了過去在戒嚴時期遭覆蓋的一面壁畫，那正是由顏水龍創作，現位於台中太陽堂餅店的《向日葵》。
顏水龍（1903-1997）是日治時期少數有幸留學歐陸的藝術家。顏水龍先後在日本、法國半工半讀的生活中體會到美術的實用價值，讓顏對工藝美術投注良多。在歷史的因緣際會下， 顏水龍宛然成了台灣第一位最早的｢文創大師｣。他曾強調，要提升台灣的美術文化水準，我們必須先從日常生活的工藝美術做起，同時藉由優良手工藝品的生產、銷售，也能改善低收入者的生活。
二戰結束後，顏水龍合妻子自台南搬往台中定居，後結識了在當地經營糕餅生意的林氏夫婦。 他們協力規劃了今日坐落於自由路的太陽堂餅店。時1964年，餅店開幕，同樣也宣告了這幅傑作的的誕生。此後，《向日葵》一直在顏的心中，成為大師此生最愛的作品。
顏水龍創作於1964年間的《向日葵》脫胎於傳統的靜物畫。作品主題鮮明，搭配店鋪前透亮的落地窗，與周遭的節奏迅速的車流與人潮，共同構成了現代都市中一幅令人難忘的風景。信步往趨店鋪前細觀，《向日葵》高明度的色彩係來自馬賽克的拼貼靈活運用，顏水龍並參考西洋立體派，有意在畫中摒除單一視點的做法，轉將物體的不同角度融搓於平面中。畫面十朵姿態各異的向日葵花，便分別具有俯視、平視等各種不同角度，原有靜物寫生的景深感幾乎消失，《向日葵》變成裝飾氣味十足的畫面，穩妥地嵌入店鋪牆面中，發揮了市招的功效。
然而如《向日葵》這樣的一幅傑作，在創作不久後，即在國共對峙造成島內戒嚴的時局下，遭人舉報向日葵有影射共產主義的嫌疑，導致店主不堪其擾，決定忍痛將壁畫以木板暫行封閉。至於，《向日葵》與共產主義的關聯，很可能來自當時擁護毛主席的紅衛兵們傳唱的｢東方紅｣—詞道：「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加以近代以來，西方向日葵又含有象徵父愛的隱喻；儘管中國目前仍未選出一朵法訂的國花，在當時普羅大眾視毛為父親的集體崇拜下，向日葵始終是庶民間公認的｢國花｣。
戒嚴期間，未經政黨輪替的台灣，昔日河山遭共產黨淪陷的慘痛教訓，始終都是執政當局揮不去的陰影。受害者如《向日葵》就這麼在黨國的陰影下躲藏了25年。直至80年代末，因解嚴後，開放了黨禁、報禁，社會間不同意見的對話、交流在管控鬆弛下漸浮出檯面，終於在1989年帶給《向日葵》重建天日的機會。
而這一個《向日葵》從遭覆蓋到重新由陰影中走出來過程，自某方面來說，這25年間的變遷，亦在無形間改寫了《向日葵》一作的畫意；它既非作者迎向現代主義（modernism）的嘗試，也非店鋪前市招的一環。因為我們很清楚，將它緊箍的、深埋的陰影，泰半來自兩岸政治力的消長。當東方紅殞落，而另一波新的民意，隨解嚴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升起時，《向日葵》背後那一條深縱的歷史時間，便成為了追述彼時國共冷戰活生生的象徵，並隨時下社會運動的風雲迭起走入媒體鏡頭中—《向日葵》見證了民意崛起！
二
另一朵陳澄波（1985-1947）所畫｢向日葵｣則在學運走入另一波高潮時，為社會憶起。
3月23日晚間7時，另一群同樣以學生為首的｢鷹派｣示威者，突破立院後門由警方架設起的封鎖線，闖入與立院比鄰的行政院區，隨後宣布佔領行政院。執政當局以政院在國家機器的角色特殊，學生代表以抗議為手段的｢霸佔｣，形同勒令政府停止運作為由，決議發動清場。從深夜至隔日清晨，在數波以鎮暴警察、鎮暴水車為行動主體的清場活動中，終於順利收復了行政院區。然而下決定清場的院長江宜樺，卻早在行動中淪為眾矢之的，引發是否｢執法過當｣的爭議。論者直指，政府行使正當權利的界線，在23日遭一連串的鎮暴給扭曲，化身成以政府為首的｢國家暴力｣。
學運中憶起陳澄波的群眾，大多不會忘記當年叫陳澄波送命的那一場｢228事件｣。1947年2月28日，行政長官公署因處理查緝私菸不當，加以當時隨國民政府播遷來台的各省住民，與在台甫脫離日治時期的住民間，二大新舊族群，彼此客觀存在的不同文化背景與認知差異等，終在這場因查緝私菸引爆的衝突中正面相交鋒，隨即造成轟動，擴大成為全台串聯的重大事件。事後國民政府派兵鎮壓的結果，陳澄波首當其衝，同年3月25日遭槍決。
陳澄波的｢向日葵｣出自《自畫像》中的背景。至今與228有關的影像資料已十分難尋，一切有關的藝術品遂成為另一個凝聚眾人回憶的所在，儘管《自畫像》中所顯示的並不是一個與當日衝突有關的場景。《自畫像》中的陳澄波面朝3/4的角度望向畫前的觀者，全畫色彩質樸，幾乎見不到任何一條明確的輪廓線，畫中所有的物體包括陳本人都隨伴隨背後的類似鳳梨切片的向日葵花，混合，融入一個穩定的氛圍中；而其中保留筆觸的痕跡彷彿重現了部分作畫的過程，意在捕捉某種｢印象｣。
重回到創作《自畫像》的時空。1928年，陳澄波時年33歲，正就讀於日本的東京美術學校，日以繼夜學習西洋美術。由於他一向非常欣賞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的創作熱情，所以這張自畫像上，甚至還可看到梵谷的某些影子，包括頭戴的帽子，還有背景中盛放的向日葵花。也許，陳澄波行筆塗抹時，心中湧動的情感實在太強烈了，與梵谷對生命的熱情難捨難分，產生了｢神匯｣（communitas）般的作用，雙曈間放出的懾人神色，猶如一場莊嚴的生命對話；在造成的強烈的對比效果之餘，也加強了畫面情緒性地張力，在深沉的褐色調中表現出台灣人堅定自重的氣質。
對於投身這場學運的群眾來說，與其說是背後的｢向日葵｣，或許人們更加注意到的是《自畫像》中這一股堅定自重的氣質，不同於曾經遭木板遮蓋的《向日葵》壁畫，必須從展示的八卦中尋求某種政治消長的意義，繼引申作為這次抗爭的註腳。陳澄波畫中堅定的眼神，已然是面對威權統治最莊嚴的一種姿態—他超越了228肅殺的歷史時空，走過漫長的戒嚴時期，至今仍閃爍著，彷彿意在帶領我們直視政府刻意隱瞞的真相！
三
藝術品，或說與藝術品息息相關的文化界，如何走入社會議題？或者正面地說，如何進入服貿的討論空間？這是在這場｢向日葵學運｣中我們無法逃避的問題。當然，短時間要求一位藝術家化身宏辯滔滔的名嘴，在螢光幕前現身大談服貿，那是對藝術專業的無視，意同炒作。但換個角度來說，了解社會議題，這本應是對作為一個｢人｣最基本的期許—「因為社會參與，我們成為完整的人。」
文化界若是有血有肉的人，由了解而參與並非｢不可能的任務｣。相對地，藝術與社會運動，這一組相對關係，他提醒我們，必須站在跨領域的視角上來討論藝術與社會，與來自各行業的專業人士，各發揮所長，尋求對話；甚至更進一步，提出檢討。
以在｢向日葵學運｣中現身的兩件名作—顏水龍的《向日葵》以及陳澄波的《自畫像》為例， 我們看見的是藝術的力量。顏水龍的《向日葵》見證民意的崛起，政府搬照昔日戒嚴時期在重大事務上採一意孤行的作法十分危險，甚者引發社會動盪。陳澄波的《自畫像》中的攝人雙眼，既是一種面對威權統治下臨危不迫的從容姿態，同時更引領我們勇敢地直視政府可能隱瞞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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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3月21日，立院議場外由學生團體發起製作太陽花活動，強力聲援議場內抗爭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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