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黃色小鴨—納為｢私產｣的政治資本
由荷蘭藝術家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發想、製作的黃色小鴨迄2013年9月起連番在台三地展出、登場。同年12月21日，小鴨行至在台的最後一個定點—基隆港。在展出的籌劃階段，市民們已從佈滿街頭的海報中聞嗅到一股濃濃的政治氣味，相較於桃園、高雄的兩場展出概由市府團隊負責相關經費，包括延攬贊助廠商使活動順利運行的做法，行至基隆的黃色小鴨則由現任議長黃景泰先生綜理包辦。在海報下方原本位列贊助廠商的位置，代以｢發起人：基隆市議長 黃景泰｣一行鮮明的字樣；就海報主題—小鴨為主角的大型活動來說，日前於桃園、高雄等推出的兩場展出，二縣市政府所代表的是活動之執行者，議會作為民意的集合則在活動執行過程中扮演好監督的角色，由議員們協力為市民把關，確保活動的品質和水準。但行至基隆，這場大型活動在主客易位的安排下，政治氣味首先即掩蓋過了展出的公眾性質，形同一場私人造勢；期間，這一筆由議員出面邀請黃色小鴨，號稱｢七百萬｣的開銷，通通都可劃入屬黃景泰先生個人的花用內，隨開幕日期日趨逼近，｢七百萬｣亦大張旗鼓地走入了市民和輿論的視野，漸轉成議員問鼎角逐市長寶座的資本之一，間接透露黃景泰個人造勢背後旺盛的企圖心。
然而基隆展事後的發展卻大出意料之外，市議會與市政府雙方灰頭土臉，道歉、收拾殘局等地動作不斷。首先，原交由范可欽先生領導的策展團隊於12月21日正式展出前臨時遭到撤換。接著，同月30日，小鴨未來得及搭上人潮擁擠的跨年夜，即在眾目睽睽下｢爆裂｣。新年伊始，海洋廣場上的商販面對門前稀落的遊客，心底五味雜陳，在各種試圖反攻的辦法中，1月5日甚至傳出負責招商的盛鈺科技欲推出與霍夫曼原作一較高下的｢陸上小鴨｣裝置。 此舉繼年前范可欽團隊製作的｢招財鴨｣、｢歡樂鴨｣之後，再度觸怒了原作者，霍夫曼同日公開表明｢不排除撤展｣。可以說，基隆展出的一系列風波，不僅有摻有地方政治攻略、商業利益的競逐，以及霍夫曼本人一再對外強調的個人原創迭遭侵害。特別是後者，黃色小鴨作為一只巡遊國際各大城市的藝術裝置，終使得｢侵權｣現象成為展出中另一個抹不掉的焦點，頻躍上媒體版面，在連串的新聞交疊下映照出台灣此刻的｢文化指標｣。
論斷台灣｢文化指標｣—黃色小鴨在基隆
｢文化指標｣的概念系1988年由學者李亦園所提出，作為評估文化發展的參考之一。而在正式將黃色小鴨納入文化指標討論以前，李亦園提出以文化思潮為經緯論斷台灣迄20世紀以來的歷史變遷，其中，自1987年解嚴後，風起雲湧的媒體，可以說代表了80年代迄今所有變遷的中心，時下我們所感受到的風波，包括這一頭｢黃色小鴨熱｣，幾乎全來自媒體業者一波波背後的鼓譟和發動。彼時收看電視新聞的李，終在1988年裏寫下了自身的所思、所感。首先他看見隨著台灣經濟發展日趨穩定、繁榮，休閒育樂等各項需求跟著迫切地出現，同時為了滿足眼下日益膨脹的需求，商人也就大量地製造出各類休閒育樂所需的產物—包括節目、用具、服飾、資訊等一窩蜂地湧現於媒體版面，並成為政治活動之外，另一個五光十色的風景，具有｢大眾文化｣的特徵。
李亦園認為，大眾文化具有下列的數種特性。一、大眾文化是應都市工商業多數人的需求而出現，所以它是大量製造，而追求普遍化、規格化或標準化的產品。二、大眾文化可說是一種｢大眾傳媒｣文化， 因為它是藉著各種大眾傳播的印刷媒介，尤其是電子傳播媒介而廣為擴散，所以它是不分階層、教育程度、年齡與方言群之別而無遠弗屆的。三、大眾文化是應工商業社會需要而產生，所以其製作目的也就非常商業取向；商業性的｢展示｣與｢交換｣代表最高的價值標準，只求大量的產銷，而不求精緻與意義是其主要特色。四、大眾文化由於是商業取向，所以很容易唯利是圖，只要｢本錢輕的｣就做了，因此仿冒的行為也就為其特色之一。五、大眾文化既是一種商業取向的產品，目的在大量產銷、大量推廣 所以它幾乎成為一種｢文化工業｣；循此文化工業製造出來的東西，不僅以強迫式方法要大眾接受，更嚴重的是它抹煞了個人的自主性與獨特性，而使得文化存在所應有的創造性、前瞻性完全被遮掩了。
此刻站在基隆港邊，觀賞黃色小鴨的我們，正處在1980年代過後的｢後現代｣（post-modern）。｢後現代｣所指的是，｢自現代停止之後，某個模糊的時間階段，或該時間階段內的含混現象。｣因此，後現代某種程度上來說並不具備什麼具體的內容，更可說是現代的持續加強與延續。
的確，時下我們更感受到了大眾文化鋪天蓋地的包圍，而欣賞特屬於文化素養指標的關鍵之一—我們的目光投入哪一類的展演活動，便間接吐露了自身所持的素養指標，是訴諸感官的或是訴諸激情的；但在大眾文化的持續增強的環境下，或許我們也該換一個說詞，自身素養偏好感官中官能、色情的一面，又難排除激情中的暴力，甚至沉迷在各種虛擬的暴力中，將小鴨展出的事故加以點綴成一場佈滿血腥的活動，｢自靠近頭部太陽穴附近的位置『暴漿』｣。這，一大部分都是受了媒體左右。嚴肅地說，觀看新聞不啻等同於對素養進行一次深刻的比較和考驗。除開掉過份渲染的色情與暴力，同時我們還可見到不少媒體在｢侵權｣的觀點下，解釋霍夫曼本人不克出席基隆展開幕式的原因，於是隨報導再次地將西方世界的藝術觀引介入台灣。此刻，我們便獲得了一個適當的機會，得以霍夫曼的感受為例，繼續以從事進一步的比較和檢驗。
在台灣，學者李亦園將仿冒歸因於因為大眾文化講究消費，導致節省研發、創作等時間成本的山寨產品大行其道，流風迄今依然不滅。以黃色小鴨為例，甚者出現了另一套為仿冒辯護的說詞，特以范可欽在記者會中的言論為代表，范認為大自然中本來就有黃色小鴨，因此霍夫曼不該獨佔黃色小鴨的專利，他接著抨擊霍夫曼藉黃色小鴨賺錢的手法—收取權利金，是道地的商業行為，有失厚道。范可欽的言論，此處凸顯了范個人從事媒體廣告的身分背景，言談間再三地流露出唯利是圖的眼光。
然而，我們不一定非得由大眾文化｢重商｣的觀點出發，欣賞黃色小鴨。小心！目光將創作與金錢畫上等號，結果很可能也就同時取消了藝術存在的可能性，而轉向以交換、展示為主的商業導向，頓時｢製造娛樂效果｣成為最高的目的。一如范可欽推出的｢歡樂鴨｣與｢招財鴨｣二項相關產品，相當諷刺地，分別從各自的名稱上說出了范個人對藝術的看法—十足嗆俗。霍夫曼因這兩項產品之問世與流通，指責范可欽｢侵權｣。我們也不要忘記了霍夫曼本人的藝術家本色，他一再強調，｢黃色小鴨現身是要讓一切變得單純美好，世界各地的水域就好比地球上偌大的浴缸，黃色小鴨在展出的水域裡，就是一隻陪伴你我共浴的單純小鴨。｣ 由是，霍夫曼在展出備忘錄中要求展出期間不得收費，小鴨身上不得有任何廣告標語等，霍夫曼對范可欽的指責，站在這個角度上來說，他無疑在抵抗大眾文化對於藝術的侵害，而力求回到一個單純未經商業污染的環境，為觀者重現藝術的｢創世紀｣—當時只有赤裸的你和我，作夥共浴在無邊的樂園中。
媒體、政治與黃色小鴨
台灣多數的媒體不循藝術家理念的角度解釋之，反而不斷冠以｢侵權｣行為與撤展相連接，並且以簽約金為例，試圖凸顯霍夫曼個人商業氣質濃厚的一面；足見到媒體在又再開闢了一個新戰場挑戰霍夫曼的身分認同，彷彿在逼他承認｢我不是藝術家｣，企圖不斷將他拉入大眾文化宰制的範圍，一旦當黃色小鴨真的變成了商品，即成為一則可受媒體左右的新聞。這類傷害個人素養的新聞是輿論得拒絕的。
而在這三場的展出，從高雄、桃園到基隆均由政府與政治人物主其事的做法，則又說明了時下主宰台灣文化素養的另一股力量—政治遭大眾文化影響的程度，正不自覺地走向大量曝光與大量推廣。隨政策走入市民眼中藝術品在大量曝光與推廣下，或不免被冠上｢商品｣樣的標籤，成為滿足休閒育樂需求的工具。這樣的發展在文化人眼中，無異對文化的｢二度傷害｣， 使得做為藝術、精緻文化與自主創作的精神在一連串的造勢活動中消耗殆盡。倘若我們秉信｢創新是文化發展的根｣，那麼時下一窩蜂強調休閒而忽視創新的節目，終將為｢文化指標｣的向上提升，蒙上一層｢可能偏差｣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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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由市議會議長黃景泰發起的｢到基隆來看黃色小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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