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文字浸染下的鑑藏文化（上）
文字是人類史上的重大發明，與專業人士集中的城市、體積龐大的公共建築等，並列為文明的要素之一，約西元前三千年，文明曙光初現於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即來自蘇美人發明的楔形文字（圖1-1、1-2）。
幸賴於發明文字的慧見我們遂能將口語表達的各類細節加以精準地記錄下來，並透過文字作為載體分往四面八方傳播開去；亦由於文字，我們得以加速訊息傳播的速度與精準度，對知識的傳達遂比起以往更精確、大量，而且詳實。
時至今日，儘管美學家如朱光潛（1897-1986），每每強調觀看的重要性，並不厭其煩地在《談美》中寫下<我們對一顆古松的三種態度>，試圖屏除學者、商人等先入為主的偏見，強調審美眼光乃是來自獨立的“觀看”作用，然今日鑑藏活動無法脫離，經由文字傳播所夾帶的種種偏見，同樣是明顯的事實。
比對如朱光潛般前衛的《談美》，儘管由來已久偏見往往產生許多副作用，但鑑藏活動的確更需要訴諸文字的聽覺，協同視覺加以配合。著名者，如晚明的文震亨（1585-1645）寫作《長物志》，這一類鑑賞骨董的｢教戰手冊｣，肇生於作者個人的偏見，透過出版商的推波助瀾，最終成為骨董品味的指南針。可以說，《長物志》精準地捕捉了一位文人雅士內在流動的心思，並往外輻射，形塑一世代時人的審美眼光。
立身二十一世紀，我們有無可能突破如文人雅士的既定身分，穿過琳瑯滿目的書籍，重新定義鑑藏活動，重新分配文字參與的程度呢？眼下新興的考古學或可提供另一種解答，並帶領觀者重回歷史現場，追索先人從事鑑藏活動時留下的種種軌跡。
文字發明前的鑑藏活動—史前墓葬
鑑藏活動自身的歷史源遠流長，自文字未被發明前的史前時代起，考古出土的墓葬中已可發現為數眾多的文物，其中不乏製作耗時的首飾，奢侈品等等（圖2-1、2-2）這一批精美的隨葬物，提供了一個可資參考的視角，足夠說明史前人類豐富的精神生活。
二十世紀之初，這一批包含精美藝術品出土的史前遺址，伴隨時興的考古學發展對當時的文博界開啟了新討論，各方無不驚訝，朱光潛提出的前衛主張—打破文字帶來的偏見，提倡獨立觀物的審美，早在數千年前即埋下伏筆（以圖2中的良渚文化為例，距今約6000-7000年），並在二十世紀初兌現。
這說明了自有人類出現起，至文字被發明出來的歷史時代，約數十萬年，人類從事造型藝術、或者鑑藏活動，是單純仰賴眼睛與心靈與作品交流的結果。儘管今日我們從事鑑藏活動十分仰賴文字、書籍的幫助—注意作者的大名、作品是否有落款等等。但史前人類的表現已毫不費力地驗證了，我們當初設想的目標－以獨立觀物的審美眼光從事審美、鑑藏，同樣為後代子孫保留下一筆豐厚的藝術財富。
使用文字的早期階段—三代至先秦
西元1903年劉鶚出版研究甲骨文的專書《鐵雲藏龜》，自此開啟了甲骨文研究的視野。目前所知，甲骨文是崇信鬼神的商代皇室於占卜活動時所留下的刻辭（圖3-1、3-2），如占問｢王今夜安否？｣或詢問對外的戰爭是否能得勝，迷信的商王室幾乎無事不問，在這一連串的問題底下，我們似乎能想見一位面臨龐大壓力的商王，這時已無法滿足祭典中形形色色的身體語言或變裝表演，亟需要更強烈，更精準的辦法，以溝通天人兩界間的訊息；此時，自成體系的甲骨文字則適當地安撫了商王焦急的情緒，文字傳遞訊息的精準度，使得祭司能相應地產生處一套標準作業流程（SOP），處理龐大的資訊。
今日許多習見的中文字，學者推測都可能和商代的占卜流程有關。如｢卜｣，不僅被當成狀聲字使用，同時也能視｢卜｣為象形字；一方面形容祭典時以火燒烤龜甲時耳聞的斷裂聲，同時也描摹了龜甲斷裂的情況—在龜背隆起的脊樑處附近，由於高溫加熱，出現多道斷裂的叉口，這時祭司便可綜合卜辭與叉口分布的情況為商王斷定吉凶。
從商代大量出土的文字史蹟，幾乎無法脫離上述的活動，可知這時文字的功能主要是以占卜為主的。為求描述精簡（只有龜甲般如手掌大的空間），同時為求精準，往往省略了很多現在慣用的主詞、賓語。
比較同是發展初期的楔形文字，亦多莫名的隻字片語，常常出現如｢牛七｣一類簡短的句子。到底什麼是｢牛七｣？回溯當時的情境，考古學家才明白｢牛七｣是一份關於貢品的清單，完整的構句應是｢某某人貢獻七頭牛｣。可知無論中外，文字發明之初，除了應用範圍有限，文字仍屬於少數如統治階層使用的工具，它主要是為政治服務的，關心統治者的健康、紀錄供品數量等等。
而後改朝換代到了西周，儘管已可見有許多的文字史蹟流傳，我們仍無緣在出土的青銅器上聽見一首優美的情詩，以目前包含訊息最豐富的散氏盤為例（圖4-1、4-2）， 觀者見到的仍是具一份規定雙方權利義務的契約性文件，這並不表示西周人冷血，不擅表達情感。事實上，青銅器的種類一大部分源自儲酒、斟酒用的器具，血液加上酒精的催化，當使人情不自勝，慷慨高歌。商周以來，這種高度落差的現象，說明了文字發展之初，使用文字進行表情達意的想法，仍未被有效納入寫作之中，填補人類自史前數萬年來堆積起的感情厚度。
至春秋戰國時期，各地擁兵自種的諸侯紛紛稱王，相繼崛起，動搖原本平靜的封建政治， 連帶使得一批如孔子之類的貴族，紛紛離開熟悉的宮廷場域，擴展文字至更形廣大的社會空間，結果形同一場無預期結果的實驗，文字下放至各地開花、演化，發展出許多具有地域色彩的字體與寫法，以及許多的新字、新詞，並逐漸賦予文字抒情表意的功能。
著名者如莊子作｢庖丁解牛｣、韓非子論｢畫鬼魅易，畫犬馬難｣，前者述及庖丁操刀的手法，隨身體的呼吸、節奏而下刀支解，宛若當代的行為藝術，並透露出休養生命的特殊訴求；至於後者，韓非子則藉由光怪陸離的鬼魅，反映當時視覺文化中多層次的一面，下文轉而提起，畫犬馬等表現最平凡的事物，其實是最具難度的，則猶如筆鋒嚴厲的藝評家。
儘管今日不見昔時的犬馬、鬼魅與操刀的庖丁，所幸我們仍得透過文字，想見當時蓬勃發展的藝文風景，這，又是文字企圖取代視覺經驗的另一例子，下文將持續探討這一特別的現象，如何左右歷代鑑藏家，投入鑑藏活動。
左至右，圖1-1（刻有楔形文字的泥板）、圖1-2（刻有楔形文字的圓形柱印文）
圖2-1（良渚文化的玉歛葬）、2-2（玉歛葬出土的玉琮）
圖3-1（龜腹甲契刻文）、3-2（龜腹甲內面筆書、刻字及灼痕）
圖4-1、4-2（散氏盤與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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