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德進筆下的台灣古厝(下)

藝評文章 Critic of Art

上文中，筆者首先由小說《孽子》中作家白先勇對攝影師的描述談起，認為，白先勇對攝影師的角色塑造來自現實生活中與席德進交往的印象。至於席德進創作的人物畫與內心濃厚的鄉土情懷如何成為白先勇寫作的動機，觀覽席德進筆下的風景畫作或可提供部分的解答。

特別是席德進筆下的古厝，山野中古厝的存在對席德進來說，體現了人與自然共存共生的和諧關係，足以道出作者心中的理念；而白先勇則於小說中將之再解構，成為一幀幀的人物攝影，強調其中土生土長的原住民模特。

作為續篇的下文，將重點分析席德進畫作中硬邊黑線的特殊風格，以及具體的林安泰古厝之保存運動，後者實現了席德進以創作保留文化資產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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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德進最具代表性的風格無疑是他筆下粗黑、堅硬的線條，相當合適用以詮釋人造的古厝，那股與自然合諧共存的力量，揭示出人與土地的親密關係。晚年席德進改用「畫仙板」，得到類似宣紙般吸墨的效果，暈開的色塊抵銷原本粗黑的輪廓，更趨柔軟，相當吻合文人畫中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將人與自然進一部統攝為畫家筆下的造化（圖5）。席德進晚年畫風的轉變，不僅胎息於中國傳統的書法訓練，更與他所接觸的各項資源息息相關。

比較畢費（Bernard Buffet，1928-1999，圖8、圖11）與作者早年的作品，席德進不僅有意模仿畢費的簽名（圖9、圖10、圖5-2），二者都善於藉由線條本身的張力，捕捉到某種「瞬間」的效果。特別是畢費筆下交織、跳動的線條，更被西方評論者認為反映了二次戰後歐陸不安的情緒。

席德進早歲由於國共內戰渡海來台的經驗，儘管日後他在台灣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所在，這一時代劇變帶來的遭遇仍然在他筆下有某種程度的反應，特別是當我們將畢費的畫作與席德進二者對比，在相同處所引發的迴響，無異是種大時代的共鳴。

此外，我們也不能忽略，留法歸來的林風眠（1900-1991），作為席德進學生時代的啟蒙恩師，林氏很早即開啟了席德進對於西方美術的興趣；到60年代中期，席德進旅居歐美，受容畢費紅極一時的畫風，並接連在紐約、巴黎等地舉辦個展，部分消彌了台灣美術與國際間的差距，並使得席德進易於走入西方觀眾的視野。

待1966年席德進歸國後，再次以同樣的筆觸描繪台灣風土時，此時放諸四海便有了不以往的力量，甚至提供了國際觀眾可資認識台灣的新角度。此一新視野的成立，更是古蹟保存中不可忽視的力量，正因為有了國際視野的考慮，執政當局決意保留林安泰古厝，近年，更以林泰安古厝作為國際展演的會場之一，當作台灣正視文化資產重要的成果。

上左，圖8，畢費，《巴黎街景》，紙本水彩，尺寸失記，私人收藏。上右，圖9，席德進，1963，《巴黎鐵塔》，紙本水彩，歷史博物館。下左，圖10，席德進，1969，《少女像》，紙本素描，尺寸失記，私人收藏。下右上，圖5-2，席德進簽名特寫。下右下，圖11，畢費簽名特寫。

經由以上選圖的比較中可看出，1960年代席德進旅居歐美，連帶作品亦沾染上濃厚的國際風格，無論建築物或人物之造型，均表現出強烈的畢費作風。這一點在歸國後，席德進將之發揮在鄉土題材的創作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一舉使得台灣的本土文化保存議題得以提升至國際級的層次，最後促使執政當局，正視如林安泰古厝一類逐漸流失的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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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為何席德進的心願時至今日才開花結果？儘管林安泰古厝已於1978年獲得保留，卻一直要到花博開幕才正式有機會（而不循席德進畫作的管道）步入國際視野，這又不得不回到白先勇筆下80年代初期的台北，以重新評估當時的施政環境，探究80年代以來此間微妙的轉折。

80年代初，時值解嚴開放，政府對台灣本土的勢力已做出有條件的讓步，但作為首都的台北，歷經先前二二八事件的衝擊，此時政治景觀仍舊籠罩著一股詭侷多變的風雲。

正如《孽子》中的父執輩一再抱怨的，一場颱風過後土地充滿「瘴癘之氣」，作者不時目擊鄰人手持一截燒透冒煙的樹枝，左右巡弋在住處周圍進行消毒。而圍繞在林安泰古厝周邊的鄉土文化運動，正如白先勇筆下的父執輩所言，它充其量不過只是台島遭遇的一場風暴，政府隨時都能拿出一套應映措掃蕩這股不淨的「瘴癘之氣」。

80年代的白先勇老早遠離了父執輩們戮力經營的政治中心，落入尋常百姓家，做了當時普遍存在的台北人。與其將鄉土文化運動看作是場鋪天蓋地的風暴，倒還不如透過小說妥善地經營，抓取適當的距離，成為可資應用元素，化作攝影師收藏的相冊，成為聚會中搏君一笑的話題。

到此，我們已可感受到白先勇與席德進二人對鄉土文化所抱持的不同立場，當以白先勇為首的多數台北人好奇觀望此一「風暴」時，席德進早已進入風暴中心，力求有所表現。

今日，幾經政黨輪替後，如今供攝影師「觀望」本土文化的新公園已易名成｢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政府並主導、推動｢全國古蹟日｣為題的一系列活動，過去視為風暴務須掃除的、必須透過文藝創作曲折包裝的人事物，乃重新獲得了舉國上下正視的目光。其中，作為先驅的席德進，在生中不隨政治正確改易其風格與主張，對比今日瞬息萬變的藝術生態與文化政策，席德進筆下一張畫迄今仍是關於古蹟保存最務實、有力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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